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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荣家如何发达
茂新一厂赚了钱，存下来不用，数目够了，便开茂新二厂，两三年后，四厂五厂均已开工，正好赶上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一九○三）日俄开战，俄国人因为西伯利亚大铁道太长，运输粮糈不便，于是不惜闯关偷渡，派船到上海采办粮食，荣家揽得了这一笔大生意，便利用早先的银行人事关系，跟英国汇丰银行打了往来，茂新六厂、七厂、八厂一连串的开下去，开到十厂，又嫌数起来麻烦，便再建立福新一系列的面粉工业，也是一厂、二厂、三厂的尽着开。设厂的资金，则多一半仰仗汇丰银行，—这又是荣家兄弟动的新脑筋，开好了一丬厂以后，立刻押给汇丰，借到款项，再开新的，如此这般滚雪球似的滚下去，荣家的债虽多，但是他们光这面粉事业就已经迅速扩充到空前庞大，全国第一。上海人钦佩他们的能力，艳羡他们的财富，慑于他们的魄力，从此改称荣宗敬为「宗先生」，荣德生为「德先生」。
面粉工业上面钞票赚得翻倒，荣氏兄弟又着手其纺织工业的创设，他们由申新一厂起头，连续不断的开到申新纺织十八厂，于是他们兼有了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双重头衔。荣家在无锡常州间所开的那许多厂几乎要连结成一个工业都市了其间就只剩下一小片土地，业主宁死不卖，荣氏兄弟梦寐以求，这一则花边新闲不绝如缕的在报章杂志出现，历时多年，抗战胜利以后，终于爆出骇人听闻的一宗土地买卖，荣家如愿以偿，买下了那一块地皮，付出的代价是法币一百亿。
荣宗敬和王一亭等人搭档，把持交易所，偏袒兵船牌，把其它同业，压得喘不过气。杨管北异想天开，突出奇兵，把两位专做面粉生意的出类拔萃脚色，荣家福兴面粉总经理，主管一至十厂，绰号「面粉二王」的王禹卿，连同「兵船」的招牌一齐挖过来。除了王禹卿以外，他再礼聘内地面粉厂商第一把手，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乡，请这两位经营机制面粉的巨擘、台柱，出任华丰面粉厂的常务董事。从此以后，杨管北月问政策和财务，业务厂务即由王、卞二亨轮流负责。拉来这两位大将，杜月笙的面粉厂便保险赚钱。拿进货来说，王禹卿管荣家的厂，一日要进小麦十几万包，麦价自然捏得准，够便宜，如今他来替华丰一天进一万包小麦，价格还是照旧，最低限度，决不吃亏。出货方面，他带来了「兵船」招牌，在交易所的价格要比「麦根牌」超过八分至一角，即以八分计，华丰每天出货一万包。一年便可以多赚三十万。因此，华丰在杜月笙所有的事业之中，始终有赚无赔，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来源。
生意赚钱，于是杨管北又利用上国华银行唐寿民对杜月笙的交情，以华丰面粉厂全部生财设备作抵，做了一百五十万元的押款。归还上海商业银行的贷款以外，剩下来的钱全部用之于增添设备。
终杜月笙一生，华丰面粉厂是他最重要的事业之一，不仅因为这丬厂很能赚钱，同时杜月笙始终握有该厂百分之六十几以上的股份，—杨管北占有的股份却是象征性的—大洋一万元正。
从华丰面粉厂开始，杜月笙建立了一系列的广大工商事业，他自己不会做生意，所有的事业都交给他的朋友或学生做。在这方面，他有两项用人的原则：
一、决不过问业务。
二、决不干预人事。──他从不在自己的事业机构里，委派、推荐、保举或安置私人
不过，杜月笙有八个儿子，个个学有专长，精明干练，朋友学生一再建议杜月笙，拣八个主要的事业，使杜维藩他们八兄弟分别掌理。杜月笙对这个意见，倒也十分赞成，因此，他的长子杜维藩方始完成学业，便被派到中汇银行，纵然是小老板，照样要从最基层的练习生干起。至于华丰面粉厂，当杜月笙的二公子维垣从国外学成归来，杨管北就请准杜月笙，让杜维垣到华丰面粉厂工作。
民国十二三年，徐国梁在当上海警察厅长，他手下的一位司法科长刘春圃，跟杜月笙也是极亲密的朋友。刘春圃伯道无儿，以他的亲侄刘寿祺承祧，刘春圃死前，曾向杨管北托孤，杨管北便唤刘寿祺到华丰面粉厂去学生意。刘寿祺忠诚勤勉，孜孜矻矻，坞管北对他颇为赏识，将他从练习生一路拔擢到经理，刘寿祺对于华丰实有相当重大的贡献，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刘诗祺未及撤退，被共匪以「杜月笙代表」的罪名三反五反，清算斗争，终于逼得他跳楼自杀。
突出奇兵帮忙对方
杜月笙派杨管北去经营华丰面粉厂，第一步，他们在使华丰由小蚀进而大赚，然后利用银行押款和赚来的钱，全力扩充设备，接下来便运用灵活的手腕：「闲话一句」的服务帮忙，针对绝大多数同业处在「面粉大王」巨大压力下的苦闷彷徨心理，广结人缘，渐渐汇集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不但要抗拒及解除荣家的重大压力，而且，还要向面粉交易所进军，将荣宗敬、王一亭等大亨的把持局面，打得粉碎。
抓住两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开始下手。
在上海一地，设有两个面粉业同业公会，一个属于上海市，一个名为「苏浙皖三省」，前者当然也落入荣宗敬、王一亭的掌握，后者早有杨管北的一席地，因为杨家在扬州、高邮等处都开设得有面粉厂。
上海面粉同业公会和三省同业公会一向对立，双方矛盾极为尖锐，种因则在于荣宗敬等操纵交易所，内地厂商制造的面粉，多花一笔运费、运到上海，反而要被交易所硬挜下去每袋两三角钱的价格。
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施行「裁厘加税」政策，把前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军攻陷南京，军事紧急，饷源枯竭，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税捐的「厘金制度」取销。此一害商苛民，施行已达七十八年的制度一旦裁销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德政，可是，却给内地面粉厂商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使上海面粉厂商又蒙利益。
因为，在没有「裁厘加税」之前，内地厂商就地采办制面粉的原料──小麦他们并无厘金的负担，而上海厂商到小麦产地采购，沿途都要付出厘金。每一百斤小麦可制面粉两包，如在山东、湖北两省买小麦运上海，即需负担厘金每百斤一元，再经过苏北或江西、安徽江南运到上海各厂，通常每包面粉得付八角到一元的厘金，相反的，内地厂商（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运面粉到上海每包只需厘金一角内地厂商多花了运费，却减少了厘金八九毛，勉强能够和上海厂商竞争。
如今厘金取销，上海厂商到内地去采办小麦，沿途不需报缴，小麦运到上海制成面粉每包只要缴特税四角；因此，「裁厘加税」，使上海厂商减低了每包四角到六角的成本。
内地厂商就糟糕了，从前他们将制成的面粉运到上海，每包只要缴一角钱的厘金，「裁厘加税」以后，他们只减了厘金一角，却反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特税四毛，一出一进他们便需多付三角的特税，跟上海厂商一比，他们要多出每包七角到九角的成本，再加上运费再加上被上海厂商硬压下每包两三角的售价，两者的成本相差到一元以上，不要说跟上海厂商竞争，内地厂商简直就要被迫关门。
杜月笙的华丰面粉厂设在上海市，在「裁厘加税」新税制下他是受益者，内地厂商全部
倒掉，对他只有更好，以他自设的银行，以及银行界对他的全力支持，他正可以跟荣宗敬兄弟日俄开成那年一样，利用银行资金开设一串的厂，迅速建立他的「面粉王国」，把纷纷倒闭的内地厂商销场，一鼓作气接收了。──但是杜月笙做起生意来，也是另有一功，他不但不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反而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跑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里去，告诉那些神情沮丧，急如热锅蚂蚁的内地厂商说：
「你们各位不要着急，让我们大家一道来想个办法。」
就凭这两句话，杜月笙人溺己溺，见义忘利的侠骨仁心，立刻便赢得了公会全体衷心的敬服和感激。
「闲话」由杜月笙拿出去，办法却要他的「智囊团」来想，杜月笙的朋友之中，有陈群、杨管北灵活脑筋，会写文章，三个人一商量，由陈群执笔，写出来一篇理由堂堂正正的好文章，根据国父遗教，建国大纲提倡内地实业这一条，由上海厂商杜月笙领导三省面粉厂商全体，呈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声明拥护「裁厘加税」政策，不过，内地厂商确有面临倒闭的危机，因而要求中央特准「补助内地实业」，硬性规定上海厂商应纳面粉特税一角，内地厂商则仅缴纳特税五分。
文章盖好大家的图章，成为正式呈文，一路呈上去，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是张寿镛，──杜月笙的好朋友省主席是叶楚伧，──真正熟得很中央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实业部长是孔祥熙，──虽然是新近攀交却是交情很好。首先，江苏省财政厅、省政府便顺利通过此一陈情。
面粉交易所果然到手
转呈中央，宋子文和孔祥熙原则同意，不过为了顾全中央的法令和威信，来一次新瓶装旧酒，不分上海或内地厂商，面粉特税一律每包一角然而恪遵国父鼓励提倡内地实业的方针，体念商艰，由中央实业部补助的名义，准予降低为江南厂商每包六分，──稍稍近些江北厂商每包五分，──略微远点
消息传来，内地厂商欢欣若狂，生死存亡的危机，被杜月笙轻轻的拨云雾而见青天，惩前毖后，将杜月笙的慷慨尚义，和荣宗敬等的蚕食鲸吞相比，越发觉得交易所的理事长，实有立即改组另聘贤能的必要，于是，凡是握有交易所股权的内地厂商自动集合起来，再联络上海厂商中不属于荣王者流的正义人士，多年以来，他们一向在为荣宗敬等把持交易所，抬高本厂的面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