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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锡珪、张弧、李思浩、陈希曾、张公权、徐寄庼、刘志陆、上海金融工商界重要份子如钱新之、吴蕴斋、宋子良、胡笔江、林康侯、秦润卿、潘家瑞等几已到齐。外国人来行礼的，尤有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警务处总监费沃礼等，及日本人坂西将军、总领事村井夫妇、领事三浦夫妇、副领事白井、商工议会会长米里纹吉，还有纺联董事土井等人。
报章竞载不厌其详
由于六月九日各地嘉宾毫无限制的涌来，席棚剧场，险险乎为之爆炸。于是从六月十日一早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所有从上海到高桥参与盛会的贺客，一律到法租界外滩太古码头，乘杜公馆特备的轮船，满载后立卽启椗，驶赴高桥。
贺客太多，又不能凭票上船，照这个办法，仍还是漫无限制，于是由办招待的人，想出了一个补救之策，他们等客人上船启椗以后，方始一一查询事先，将逐日的礼簿，抄录下来，按送礼的机关团体，府宅人名，编印来宾录。查询的时候，便以来宾录为根据，请贺客在来宾录上签名，当场发给纪念徽章一枚。船到高桥，坐汽车或坐人力车，赴宴看戏，到处游览，都得凭这枚证章，始可接受杜公馆的招待，否则的话，因场地和设备之所限：「恕难允准造入杜祠。」
限制得这么严格，作用却并不太大，上海人谁不想去轧这一场闹猛，杜公馆的专轮上面要检查，他们便不搭杜公馆的船，不坐杜公馆的车，邀三朋四友，带一家老小，自备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八华里，专诚一游杜氏家祠。所以，在六月十日那一天，由高桥到杜祠，那八华里的「杜高路」，从早到晚，直如山阴道上，贺客游人络绎不绝，人潮里住了汽车队和黄包车队，扶老携幼，说说笑笑：「不速之客」们，祇当是出来郊游远足，彷佛不到杜祠，失之交臂，便错过了此生难再的好机会。
于是，六月十日，从上海专程去游杜祠，轧闹猛的，又达一万多人。
杜月笙一生服务社会，敬重朋友，他帮过许多人的忙，但若他有事需要人手，简直用不着他自家开口，六月九日是头一天，贺客超过预算两三倍，使一大羣的人员手忙脚乱，可能招待不周。十号这天便有几位大亨，自动出来调度指挥，接待贵宾，如虞洽卿，如王晓籁，如袁履登诸人，自晨及晚在人丛中跑来跑去，忙个不停。
警备司令部派一个中队，公安局派了几百名警察，此外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陆军、水陆警察，南市闸北保卫团、缉私营、侦缉队、救火会、红十字会、蓝十字会，统统派有专人，到高桥来帮杜氏家祠维持秩序。─—因为，总计九、十、十一，三天之内到杜祠的贺客，数逾十万！漪欤盛哉，民国二十年的杜月笙，建一座祠堂，唱三天名伶名票会串的平剧，一人有庆，万人为之空巷，此一不可思议，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轰动，看在当时中国新闻记者的眼里，由于这件事直接与杜月笙有所关连，自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但是就上海的外国记者看来，似乎难免大为骇异。这三天里外国记者纷纷出动，实地采访杜月笙开祠堂的盛况，而且新闻、花絮加照片，在他们的报纸上大登而特登，例如日文每日新闻所作的标，意译卽为：
堂皇华贵之杜月笙氏家祠落成典礼 壮丽夺目
来宾云集
另一家「日日新闻」则如此写着：
「……国人（日本人）方面有……诸名士均行参加，祠堂从海关码头乘汽轮向下流，约驶一小时间至高桥码头，在八支里（支那里）之田园中，其中有特为杜氏宗祠修筑之社高路，可行汽车，足为一日之清游。其宗祠之壮丽华贵，不待言矣！昨日并有梅兰芳、程艳秋等名伶之演剧，且招待参观者，飨以酒食。自朝至夜，八支里之道上。络绎不绝，于此足以见杜氏声誉之隆，可谓壮观盛况矣！」
又一家「大陆报」说：
「……昨（十）日有两万人参加杜氏家祠盛典，各国名人，往贺者络绎不绝，其盛况为上海多年来所罕觏。」
六月十三日英文的大陆晚报，以较保守的估计，作为标题：
八万来宾恭祝杜祠落成盛典
大美晚报在新闻中叙述：
「浦东杜月笙君家祠落成纪念之三日大庆祝，业于星期四（六月十一日）晚间结束，来宾之参与盛典者，有政府大员，有当地钜商，总计在『八万』人以上，可谓上海有史以来空前盛举！」
福尔摩斯除了逐日刊载新闻，还有类似现代报纸「花絮」的所谓琐记：
「……各界投赠，琳琅满目，上自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庶民，无不备礼申贺，登门晋谒者，更不止珠履三千之数。军政商学诸闻人，亦亲往襄理盛举，京沪男女名伶，复登台串戏，其盛况为空前所未有。非杜月笙君交游广阔，恩德感人，曷克臻此，而其孝思不匮，更足以励末俗矣！」
事实上，六月十日开始发纪念徽章，请贺客凭徽章入祠，发到下午，便察觉有无数向无渊源的「游人」，直截了当，利用送礼的方式，来换取这一枚难得到手的徽章。于是，又产生了婉言拒绝受礼的怪现象。─一到最后一六月十二日早晨，局面已无法控制，执事者唯有正式宣告：
「纪念徽章停发」。
中国报纸，更是连日长篇累牍，不厌其详的大事报导：「杜祠落成典礼」，如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申报」，如「早年规模最大」的新闻报，莫不皆然。申报还破例的登了「预志」，将杜祠落成典礼的八大处组织和负责人选，招待的方式，仪仗之路由，堂会之戏目，—新闻报甚至将办事处结束的情形，一一详予揭橥，乍看起来，像是杜月笙出钱登的广告
十万只洋设图书馆
其中日本每日新闻特别强调杜祠图书馆之设，认为「将来完成，益足以增江南之名胜」云云。严格说来，杜月笙开祠堂，「自国府主席以至庶民，无不备礼申贺」，诚然是他一生之中，最绚烂光辉的一笔同样的也是他置于平生最高巅峯状态，不过，开祠堂仅祇是一家姓之事，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究竟不大。杜月笙能花五十万元建立家祠，而他的朋友和门人弟子，也能醵资十万，在祠堂旁边建立一座「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这才是真正的「锦上添花」，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做了一件极有意义，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
建立这所藏书楼，当时曾有一篇序，指出在杜氏家祠之侧「经始立学，并建藏书楼」，完全是出自杜月笙的一番宏愿，杜月笙的一百二十五位朋友、门人和学生，则是「公赠图书若干万卷，以成月笙先生之志，抑亦东南文献之盛事也」。由此可见，学塾和藏书楼是因杜月笙的一腔愿望而筹设的。
一百二十五位赞助人中，包括王伯群、吴铁城、杨虎、杨杰、刘芦隐、汤漪、陈群、张翼枢、张颂椒、苏嘉善、杨志雄、刘志陆、吴醒亚、汪啸崖、李应生、王仲奇、张澹如、传品圭、孙祥簋、朱如山、谢葆生、杨管北、赵君豪、唐世昌等，可以说都是跟他平素比较接近的一群，他们帮助杜月笙完成了一项盛举。在民国二十年，拿十万大洋去建一个图书馆和一所学塾，其规模自非小可。
因此，当杜祠落成，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曾于落成典礼后四个月，亲自执管，「因略抒所怀以遗之」，为杜月笙写了一篇：「高桥杜氏家祠记」，凡一千三百余字，他请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工楷书就，制了一块匾额，送给杜月笙。在这篇文章里，胡汉民也是别具慧眼，特别赞扬杜月笙兴学建馆这一点，他说：
「……杜月墅先生，今之任侠人也，信言果行，重取与然诺，好急人之难，捐躯命以赴困阨，怡如也。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重其义而慕其风。辛未（民国二十年）之夏，先生建家祠于海上浦东之高桥乡，并附设学校及图书馆，上以崇先祖，下以启后贤，不以远遗，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于族人者甚巨且远。诗曰：『岂无它人，莫如我同姓！』以余观杜君之所为，盖侠而儒者，其贤于朱家、郭解远矣！果能秉此旨以逞国族基础之确立与巩固，固当在此！而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三端，或将尤有赖焉！祠成先生嘱为之记，余喜其能符于我党总理之遗旨，且有裨于人心世道也，因略抒所怀以遗之。」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粤变和平解决，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汪精卫等自粤抵沪，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恢复汪精卫、陈公博、兪作柏等三十四人的党籍。十一月二十六日，汪精卫一时兴起，援笔为杜月笙「谨撰」了一篇「高桥杜氏家祠记」，他在这篇亲笔写就的文章里面也是这么说：
「……中国数千年来，有一种民族精神随时随地，可以表现者，厥为报本，其大者祭祀天地，以其覆育万物也，乃至一羹一饭之微亦必先祭，始为饮食之人，此种风尚，穷乡僻壤，野老耆旧间，犹往往遇之。夫人类之智能与能力，乃无数心血所积累而成，故报本之义，不仅继往，尤在开来。文化之日进有赖于是，而亲之则报本之尤著者，庸可以宗法社会之观念囿之欤？
「或又以为家族思想其量不弘，不知忠恕之道，在推己及人，惟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能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
「杜君月笙，今之任侠人也，平日见义勇，能急人之所急，重然诺，轻施与，于慈善教育多端，尤多所致力，声名藉甚大江南北。二十年夏建家祠于黄浦江东之高桥乡，附设家塾及图书馆，盖于报本反始之中，仍不忘乐育人才之意焉，此能以亲亲为基点，扩而充之，以及于仁民爱物者也，是可以风矣！愚旣略知其始末，乃乐而为之记。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兆铭谨撰。」
京朝名伶全部到齐
六月十一日，第三天的戏，开锣是金碧玉、杨鼐侬、彭春珊、马佩云的「满堂全红」，接下去的小杨月楼、小奎官、蒋宝印「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