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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时代，上海五方杂处，繁复不可尽述。有些人凭恃着租界的势力，和当时国政的寙败，产生不少地方上不正当的力量。我们做银行业务的人，跟外间的接触甚多，但是对于这些势力圈中的人，老实说，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愿引以为友，更何况折节下交！」
这便代表了当时上海上流社会中人，对于杜月笙等人的一般看法。刻薄一点的讲，要说是「疾恶如仇，避之有如蛇蝎！」似亦并不为过。
钱新之这个人，可以称为工商世家，接受欧西教育，新派智识份子成功者的典型，他说得上是少年得意了。早在民国十一年六月，增资为国币两千万元的交通银行股东会，公选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位实业巨子，民元的实业总长张謇担任「总理」，而以少年翩翩，博学多才的钱新之出任「协理」。—当时的张状元高龄已达七十岁，常住南通，他自己创办的庞大事业，实已使他「险难重重」、「无日不为实业筹款」，所以，他当交通银行总理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一应行务，多由钱新之负责主持，他对交通银行的重大贡献，是抑止民国十年中交两行的挤兑风潮，穷为了提高交行币信，他以雄浑的魄力，设立分行发行总分库，专营发行业务。这就是说︰但有交通银行的地方，交行发行的钞票，随时可以兑现。
当了整整三年的交通银行「老板」，民国十四年五月交行改组，他和张状元同时辞职，继其任者为北政府时代的「二总统」、「大财神」——梁士诒。
年关一到双脚直跳
民国十六年以前，全国的金融重心，虽分南北二地—上海与天津，但是由于北政府设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超过东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虽然内忧外患，荆棘丛丛，可是触觉敏锐的金融家，已可觇知全国统一之局期不在远，因此他们派出一支尖兵，由钱新之担任代表，到南方来试探一下跟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可能性，于是，钱新之便以华北系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银行四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重回上海。自兹他便成了仆仆风尘于京沪之间的忙人，红人与要人。
国民政府借重他的长才，先后请他出任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甚至有一度鉴于他和法国上层份子，交谊密切，发表他为驻法公使。
像这样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为国民政府所倚重，又复是上海的金融重镇，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于攀交。但是，苦于杜月笙有跟钱新之结合的愿望，钱新之却认为并无「折节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于是，一次两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万分的失望与惆怅。
但当钱新之碰到像国华银行那样棘手的事，国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钱新之受了唐寿民的恳托，复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观，他环顾沪上，「得通者昌」之士，虽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钱新之是冰雪聪明的一个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晓得他决不会「旧憾新怨、睚毗必报」，毅然决然的去找他帮忙，果然，他这一宝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销擅自民众大会议案」的大不韪，救下了险象环生的国华银行，因此，当钱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认，—他从内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吕光透露，他对杜月笙观感改变的经过，他说：
「我们起初对『势力圈』内的人，观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眞正的血性朋友，和有伟大气度的杜月笙先生，就从这个圈子里卓然特出，不由得我们不加敬佩﹗」
他又赞颂不置的说：
「杜月笙的名气，渐渐洋溢，我从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诺，能敬重好人，能仗义疏财，能说公道话，能担代人家所不能担代的事。总之，是我们值得敬他，爱他，而且愿兴他结交的朋友。」
钱新之兴致勃勃的讲起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一段往事，他说：
「记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间，上海工潮蓬勃，经济和治安，陷于极度不安。法商水电工潮，因为待遇的关系，开了一场很大的风潮那时侯杜先生在劳工方面，已经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种善为排难解纷的精神，经过多次的折冲，方始知道局方与工会方面所争执不决的距离，相差十万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筹了十万元，将这一次风潮，轻经的平了过去。赔了饯，不愿让人知道。同时，又有上海的纺织业，劳资双方也闹了不小的纠纷，自然又找杜先生来调停其事，其复维和困难的情形，也不亚于法商水电工潮。结果呢，杜先生又不声不响掏了腰包，把这件事也敉平过去。于是，大家就对他更进一步的敬爱，却是只知道他解决了纠纷，还不晓得他贴了这许多钱呢。」
接着，钱新之又向吕光谈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顾了别人，顾不了自己，年关一到，双脚直跳，迫不得已请他代为借钱应急的趣事。钱新之说：
「就在这一年，阴历年关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穷得过不了年，拿了他仅有的房地产道契，托我转向银行借了三十万元，方始渡过了难关。这三十万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来的，但是他家里的账房间，依然照他年年的惯例，预备着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现款，救济他的穷朋友，或经济情况不好的亲戚，甚至无论识与不识，凡有求他的，无不满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还是闹着穷，像这样子的慷慨和热心，从当时到现在，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
由于以上的几段谈片，可以想见，不论是王晓籁，抑或钱新之，杜月笙力争上游，攀结社会上层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虚心诚恳，舍己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变了那一帮人对于他的观感，于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鱼得水。杜月笙和王晓籁、钱新之成为了好朋友，眞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事业有别，潮流不同，旧侣自然淘汰，新知扶摇直上，从民国二十三四年到抗战以前，「黄杜张」遂而一变而成「杜钱王」，「杜钱王」三位一体，杜月笙乃成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君不见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协会改组，便由杜月笙升任会长，而以钱新之、王晓籁两位上流社会众望所归的大好佬屈为副手吗？
傅筱庵马夫前蹄记
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十月八日（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由逊清邮传部尚画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是为我国最早的一家银行。盛宣怀逝世以后，这丬银行一直由傅筱庵掌管，可是，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外国报章维志提到杜月笙，每每以「银行家」、「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为其第一个头衔，顺手拈来一个例手，英国人在公元一九三三（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上海名人录」中，卽曾载有：
「杜月笙，生于一八八七年，上海人，自幼从商，目前是上海法租界最有权势的居民是着名的慈善家，一九三二年任命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他又是上海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上海急诊医院董事长、商会监事、华丰造纸公司、纱布交易所、大达轮船公司、宁波仁湾医院董事长……」
中国通商银行怎么会从傅筱庵手中，移转到杜月笙的名下来呢，这话，得从民国二十二年「废两改元」，和二十四年的「实施法币政策」，这两件黄浦滩上，以至全国各地的惊风骇浪大事说起。
我国货币向采银本位，往民国二十二年之前，尤其银两和银元并用，辄常混淆不清，而早年开设的银行，又不分官办抑或民营，一概部有资格发行纸币，发行钞票的利益大极，可是风险则担得更大。由于国人重硬货而轻钞票的心理，时局一有变化，或者偶然传出风声，往住就会发生挤兑，而把准备不够充份，兼以调度周转乏力的银行逼倒，影响金融市场，为害至钜。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家已告统一，凡此金融上的混乱现象，势必加以匡正。尤其一九三O年（民国十九年）时代，世界经济恐慌，英、美、日等各国相继改革币制，实行英镑、美金、日圆贬值，藉以渡过难关。反观我国刚在民国二十二年，大力推行「废两改元」政策，恰值国际银价步步高升，于是从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白银外流净值竟达九亿二十七百万元。国家经济受不了这么重大的打击，于是通货紧缩，物价大跌，百业萧条而产业濒危。国民政府迫不得已，乃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十一月四日，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使用银本位，采行「无限制法偿通货管理制度」，实施「法币政策」。规定法币发行按十足准备，其中现金六成，保证准备四成，规定法币一元兑英镑一四二五便士，对美汇率为美金二角九分七厘五毫，同时颁令一切白银收归国有，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并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定期检查，以固币信。
民国二十三年起卽已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什么挽救良策「法币政策」要到一年多以后方始公布，关键正在于「集中发行于国家银行」这一句话上，因为国家发行法币，以往有权发行钞票的公私银行都必须分别加以清理，否则，国家银行使唯有被迫大量发出法币换回各银行的钞票，那么，不但国家银行要代所有银行背上包袱，尤且，极可能使法币一登场便步上「通货膨胀」的噩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各银行都面临生存与否的严重考验。
官方把消息瞒得很紧，而且，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一切的一切都保持高度的机密。
经过调查，有发行权的银行一共是十二家，除了官办、官商合办者外，必须「清理」或控制的，一共有六家，中国通商银行便在这纸黑名单中，位列第三，据统计，到民国二十三年底为止，中国通商的发行额，计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