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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法治树立一个好榜样。──杜月笙又结交了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抽丝剥茧般弄清楚了事实眞象，万墨林很快的获得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帧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讙，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庆，杜月笙又顺利渡过一道难关。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雷声大，雨点小，于是让他保全了上海党、团主管，以及国大代表和正言报董事长的职位。由于他受过打击，身上所系的罪案犹未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恺切陈词，苦口婆心的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概彷佛很盛，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以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挫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嗒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复以戴笠之死椎心刺骨，哭出一场大病，然而以他当时的交游之广，物望之隆，社会国家，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子弟，多的是社会中坚，出类拔萃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便在三十五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早年在重庆，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面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够，面粉大王荣德产曾经开顽笑的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由此可知袁国梁办事业和做生意，自有其刺激紧张之处，民国三十五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甚多，预定当年七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因而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揷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唯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兼以公司股东，群起反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他无可奈何，只好拖牢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青，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认为，必须如此事体才能摆平。 继之以朱学范事件 继吴绍澍之叛，又有朱学范之变，这是杜月笙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大憾事。比较起来，朱学范之投共，对于杜月笙心理的打击，较吴绍澍尤甚。因为，后者发生在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当时恰值杜月笙挣破吴绍澍的困扰，战战兢兢，经之营之，开始为重建声势而努力，朱学范事件，对他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尤且，回想当年朱学范拜门，年方二十四岁，还在上海邮局当一名邮务生，自民国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前后十八年间，师生之谊，几如家人父子。朱学范一面协助陆京士，从事工运，另一方面也和杨管北、陆京士、骆清华等同样的是杜月笙智囊之一，参与密勿，朝夕与共，在个人感情份量上，朱学范要比吴绍澍重得多了。
朱学范一双浓眉，满面春风，能言善道，中英文都有点根柢，为人则慷慨大方，罕见疾颜厉色。因此，照杜月笙衡量人才的标准来看，他是有本领，呒没脾气的第一等人才，他投身杜门十八年，杜月笙大力提拔，一手扶植，朱学范在黄浦滩窜头势之快，卽可作为明证。
籍隶浙江嘉善，民前七年（公元一九○四）出生，朱学范在民国十年以后，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圣芳济学院，毕业了投考邮务生，幸获录取。以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十里洋场得了个待遇优厚的铁饭碗，血气方刚，难免浪漫荒唐，于是有一段时期，他生活过得很不正常。不过他这个人还算有作为，能够迷途知返，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飘扬上海，朱学范眼见陆京士、钱丽生、黄小村、张克昌、于松乔等奋起清共，改组邮务工会，这一股革命的浪潮，使朱学范跃跃欲试，自此他扬弃了吊儿啷当的生活，渐渐的和陆京士等接近。由于他个人的才华能力，不在众人之下，很快的便成为陆京士左右手，两人不分彼此，并肩作战，他们双双膺选上海邮务工会常务理事，又双双的投入杜门，成为杜月笙的学生。从此陆、朱并驾齐驱，扶摇直上，得到杜月笙的全力支持，数年之间，朱学范卽因师门拔擢，当选了上海总工会常务理事。尤其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工潮频仍，陆京士席不暇暖时期，世界第二十届国际劳工会议在日内瓦举行，陆京士无法分身，推荐朱学范担任我国代表。自此以后，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朱学范一连六次代表我国出席参加该会，使他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工运领导人物。
若干年来，提起我国工运领袖，每以陆、朱并称，而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亦多称陆（京士）、朱（学范），与吴（绍澍），其实这三个人脾气性格，大不相同。前文所述，戴笠批评朱学范「浮而不实，弊过于诡」，可谓一针见血。卽以陆、朱二人作一比较，陆京士实事求是，淡于名利，朱学范则轻于利而热中于名；陆京士家庭和乐，夫妻情笃，朱学范则家里勃溪时起，两夫妻闹得势同水火。旣好名又不得家庭温暖，于是给了中共可趁之机。
还有一层，朱学范组织力强，因而野心勃勃，在杜月笙的恒社弟子之中，唯独朱学范另外创立「毅社」，「毅社」所吸收的门生弟子，居然多达千人，声势颇为浩荡。像这样的事，也唯有杜月笙「宰相肚里好撑船」，让他放手做去。
抗战时期，朱学范先随杜月笙到香港，后亦在渝，当立法委员，兼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劳动协会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会址设于上海。民国二十六年底中国劳动协会自上海撤退到汉口，曾经参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二十七年七月，该会迁重庆，设址于九道门，旋不久，便呈准社会部，特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为会员，遂使该会不仅成为全国性劳工团体，尤且为国际性劳工团体之一。
当时社会部作此决定，可能由于并无全国性的总工会，因而为一时权宜瓜代之计。不久后，「中国劳动协会」便获得国际劳工团体的经济支持，名利兼得，业务迅速发展，任何人再要想组织个纯劳工团体，与之分庭抗礼，也就很困难了。
「中国劳动协会」得到了国际支持，合法地位，因而也引起了中共攫夺的野心，同时种下朱学范个人悲剧的祸根。
共产党挖角到杜门
「劳协」的几位重要人物，在抗战中期，各领要职，都很忙碌，陶百川当中央日报社长，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陆京士则为社会部组训司司长。因此，「劳协」和全国邮务工会两大工运团体，自然而然的都由朱学范代为负责。是为杜门恒社子弟在陪都重庆所掌握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中共会到杜门恒社里来「挖角」，乍听起来彷佛是笑话，但是朱学范有弱点，更在工界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在中共来说是非挖不可，因此他们在朱学范身上很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利用中共外围，左倾份子沉钧儒，和朱学范叙起了师生之谊。沉钧儒道貌岸然，稀疏胡须，早年在上海，曾经和褚辅成合办「上海法学院」，而有一段时期，朱学范利用公余之暇，当过上海法学院夜间部的学生。沉钧儒一向是中共的外围打手，民国二十年六月他和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史良，自称「七君子」，倡组「人民救国阵线」，「人民抗敌政权」，危害国家，淆乱听闻，于是被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提出公诉，逮捕下狱，闹过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抗战期间，他继续利用参政员的名义，在大后方为中共进行统战工作。朱学范，是为中共托付给他，竭力争取拉笼的第一个对象。
第二步，中共布置一个重要干部──易礼容使他接近朱学范，埋头苦干，取得朱学范的信任。这个易礼容在宣传方面，很有办法，此一特殊能力恰投朱学范之所好，报纸上常常见到朱学范的名字，朱学范经常出席各种大会发表演说，左派人士对他赞扬备至，捧之犹恐不及，在在都使朱学范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对易礼容完全信任，后来便命易礼容当了「劳协」的书记长。
更进一步，共党施出惯使的伎俩──美人计朱学范的身边，多了一位风姿绰约，艳光四射的美貌佳人，是为大名鼎鼎的中共色饵李佩。朱学范夫妻感情不洽，有李佩这么一位美人相依偎，无异如鱼得水。他向朋友介绍，都说李佩是他的英文秘书。
一以名，一以色，共党抓住了朱学范的弱点，刚好对症下「药。
从民国三十一年「劳协」获得国际劳工团体「拨助中国劳工抗日捐款」钜额支持，「劳协」曾经轰轰烈烈，办了不少工人福利、组织、文教曁劳工国民外交活动诸事宜。他们在重庆办得有大梁子劳协福利社、美工堂电影院、沙磁（沙坪坝、磁器口）区和化猫（化龙桥与猫儿石）区劳协服务社、文化服务站、劳工诊疗所，对于重庆劳工，确有相当的贡献。胜利后，朱学范暂仍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此一庞大的事业机构。
三十四年八月，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巴黎举行，朱学范又担任我国劳方代表，赴法与会，这时候中共也派有代表邓发前往活动。邓发千方百计密与朱学范交接，使朱学范和中共的距离，更进一步。
三十五年二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希望藉以解决战后建国问题，中共头目和各党各派人士纷集陪都，出席会议。当时共方全无协商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