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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分歧，究竟该用谁的医法，该吃那位的药，家人不敢做主，唯有杜月笙自己决定，因此之故，「久病成良医」的说法应了验，杜月笙反而变成他自己的主治医师了。加以亲眷朋友，来往探疾者数不在少，人人对他表示关怀，贴心，今天张三介
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弄得杜月笙医生越请越伙，用药越来越杂，几个月下来的结果，他曾自嘲的说：
「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杜月笙本人无法拿出定见，决定祗请那一位医师主治，别人更不敢代出这个主张，「群医咸集，药石纷下」，对于他的喘疾，毕竟是益少害多，莫说喘疾时至今日犹无根治的方法，卽令当时有，以杜月笙的「急病乱投医」情形而言之，也是很难治疗得好。
张公权来打破规矩
坚尼地道杜公馆，和任何一处杜公馆不同，那便是坚尼地道门庭冷落车马稀，三四十年来杜氏门庭的热闹风光彷佛已成陈迹，这并不是说杜月笙落日余辉，苟延残喘，竟被各界人士所冷落忽视，而是他一则抱病，一则也由于大陆局势急转直下，香港是国共双方都在公开活动的是非之地，他有心避一避风头，躲一躲纠缠。刚到香港不久，杜月笙便请袁树珊给他看了个相，当时，袁树珊曾慎重其事的说：
「杜先生，最近一段时期你最好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否则的话，恐怕会有是非。」
旨哉斯言，正中杜月笙的下怀，于是他命人写张条子，贴在房门口，词曰：「遵医嘱，碍于病躯，谢绝访客。」
条子贴出，倒也蛮有効力，却是有一天，张公权来访，一脚踏进了房间，要好朋友，杜月笙不得不力疾待客，从此以后，病中谢客的「规矩」为之破坏。
张公权在香港时，当地的华侨日报对他不太友好，刊登出来的消息，于张公权相当不利，因此张公权往访杜月笙，托他设法向香港新闲界的朋友打个招呼，杜月笙还是叫李裁法负责连络，李裁法在这件事土又露了一手，他寻到写张公权新闻的那位朋友，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说：
「张公权先生是杜先生的朋友，请你帮帮忙，不要再登张先生不尽不实的新闻。」
那位记者久仰杜月笙的大名，听李裁法这么一说，当下便一口答应，自此不再发布不利于张公权的消息，但是他提出一项相对要求，他想藉此机会，见一见名扬四海的杜月笙。李裁法晓得杜月笙自定的「规矩」，很觉为难，不过那位记者朋友实在是出之于一片虔诚敬仰之心，迫不得已，他祇好去跟杜月笙报告，讵料杜月笙也是面无难色，加以应允，抱病接见了那位记者，于是又破了一次例，不过后来张公权、李裁法，和那位记者杯酒言欢，尽释前嫌，杜月笙就没有再参加了。
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在香港长住的杜月笙，虽然怕麻烦、怕纠缠，可是他那颗爱热闹的心，却并未因健康太差而予稍减，卽令气喘咻咻，爬不起床，每天还是巴望看家人亲友多走动，常来来。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是专程前来打一个转，问声月笙哥昨夜困得好？？今早阿曾起来吃过物事了？风雨无阻，问过便走，并不一定要见到月笙哥，等歇到了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的话，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熟朋友。顾嘉棠一生一世对共产党绝无好感，上海沦陷以后，他一提起共产党便破口大骂，恨透恨透，他说祇要共产党在上海，他是宁可死在外头，也决不会回转去受罪的。
跟杜月笙、顾嘉棠抱着同样坚决反共态度的是金廷荪金三哥，金延荪这次逃难，逃得非常之彻底，全家大小，四儿四媳全部搬到了香港。他也是抱定主张，绝对不跟共产党打交道，殊不料他的夫人怀乡情切，不耐客居，也不晓得听了什么人的蛊惑挑唆，居然跟金三哥老夫妻俩意见分歧，各行其是。金老太太不顾一切的带了三个儿媳妇，四名女将由香港开回了黄浦滩，杜月笙、金廷荪、顾嘉棠一般老兄弟再三苦劝，劝不动这位金三嫂。照金三嫂的意思，她坚持要把四名儿媳一道带回头，幸好大少奶在香港医院中待产，总算免于同行，少受了一番波折与磨难。
金三嫂带了三位少奶回上海，实使杜月笙、金廷荪担尽惊吓，大费手脚。因为金三嫂回上海后住在杀牛公司附近朱家木桥的金公馆，平安无事了一段时期，共产党狰狞面目暴露，展开了清算鬪争、三反五反大屠杀，朱家木桥一带每天都有满载死囚前往市郊处决的卡车过，吓得金三嫂心惊肉跳，险乎得了神经病，金三嫂托人想办法打张路条，自己先逃回香港，留下三位少奶陷身魔窟，而其中的四少奶正是杜月笙的次女杜美霞。
三桩消遣赌书与唱
杜月笙在香港想尽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来，但是共产党正一心一意骗杜月笙回海，杜月笙的子女多一个在共区，就他们来说正好是威胁杜月笙的人质，因此他们决不肯轻易应允，绑票勒赎原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好题目？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写信到上海请杜美霞出来，共产党那边拒绝发给路条，然后，一再函电交驰，依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最后则以杜月笙病危为词，拍发急电，方始将杜二小姐，救出了虎口。多一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进上海去了。
同时杜月笙的二楼太太陈氏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经到过一次台湾，颇想在台定居，杜月笙到香港，她也由台抵港打了一转，夫妻间话不投机，陈氏夫人便和维翰、维宁回了上海，而这趟回去，竟因而被陷，始终不得出来。
明乎此，则可获知坚决反共，认清共党本质如杜月笙者，为什么在三十八、九年之交，还不敢与共产党公开破脸，反目相向，有亲生骨肉落入共党的掌握，虚与委蛇，相互鬪法，全是衷心非愿，迫不获已之举。
在这一段时期，杜公馆坚尼地台人客虽少，饭厅里仍然每天中午准备两桌饭。一张圆枱面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枱面必定坐得满，圆怡面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经常来杜公馆吃中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诸人之外，还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总管万墨林，这两位在香港经常不离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将，朱、万二人为了往来方便，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馆近在密迩，等于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十号，万墨林一家住六号
喘不发，脚不麻，精神好，体力够，杜月笙随意思之所至，在香港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不仅规模缩小，而且输赢数目，亦无复当年的豪情胜概，由于精神体力之所限，杜月笙晚年居港，只能玩玩十三账罗宋牌九，为了凑兴，勉强陪他顽顽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为什么祗打罗宋牌九？说穿了便是由于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坐看不动，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输赢虽不能与当年相比，但是一场进出也有个港币好几千。卽使打这种费力不多的牌，有时候杜月笙还会感到精神体力难以为继，于是喊杜美霞来代他接下去。
「书」则为杜月笙的另一嗜好，听说书。「说书」这一行业在香港始终不能生根，要找一位说书先生可谓相当的困难，好在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他请这四位「说书先生」轮流的到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天一位，分别为他开讲「玉蜻蜓」、
「双珠凤」、
「英烈传」、
「水浒传」等等着名的说部。「听书」成了杜月笙的日课之一，他用听说书来消磨时间，尤其聚精会神听书时，可以使他暂时忘却身上的病痛与苦楚。
不过在当时的杜公馆，姚玉兰、孟小冬以次，没有一个人具有杜月笙这个共同的嗜好，因此，当他一榻横陈，瞑目倾听「说书」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充其量多上服侍他的徐道生，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也来陪他听上一段。
「唱」的场面比较热闹，曾有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杜月笙自己身畔便有姚玉兰、孟小冬两位床头人，允称须生泰斗与冬皇，再则由于杜月笙一生酷嗜皮黄，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都能哼几句，而且其中不乏佼佼者。坚尼地台杜公馆每星期五必有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履斯境为无上之向望，莫大之荣幸，但是杜公馆的雅集祇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等人，马连良抵港以后，几乎每日必去杜公馆，他到时雅集又添一份热闹。王新衡祇要有空，会与致勃勃的前往参加，他跟着大家称孟小冬为「孟老师」。
共党统战无微不至
杜月笙方抵香港不久，共产党的统战份子，立刻对他展开了包围攻势，共产党亟欲争取杜月笙，使他重回黄浦滩，除开他个人的声望及号召力量，足可为共党利用一段时期，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厥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工商巨子，莫不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使得共产党在上海及其附近刼夺来的银行、工厂、公司、商号，在房地、机器、生财、家俱之外，就剩了一个空壳，旣乏富有经验的主持人，又失去了可供周转的资金。因此之故，共党在港统战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不惜威胁利诱，乃至于甜言蜜语，巧言令色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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