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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事。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有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王敬轩是谁？”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刘半农在这之前给钱玄同写信说：“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坐’；‘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说。去年2月8日，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宜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了出这口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鲁迅也赞成，对钱玄同说，“王敬轩”的“双簧戏”表演是一场“大仗”。“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话中有气。胡适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胡适认为刘半农有些浮夸，刘半农认为胡适喜欢抬高自己。胡适讲过，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刘半农和胡适同年生，也属兔。
一个月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议论肆口诲骂。陈独秀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４月２日是个晴天，鲁迅心情愉快，吃过午饭后游了一下小市。他想轻松一下，晚上集中精力做篇小说。因为答应了钱玄同，陈独秀便天天催钱玄同，钱简直成了跑龙套的， 光上个月就跑了3趟，弄得鲁迅也不好意思，成了一块心病。
晚饭后，鲁迅习惯地依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起草腹稿了。桌子上放着前年10月11日的日记。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孙当时从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后来鲁迅送他去池田医院看了一个星期，没有效果，11月6日鲁迅请蓝德将久孙送回绍兴。鲁迅脑中常浮现久孙那种惊恐万状的影子，他决定以久孙为原型，写成一篇小说，题目叫《狂人日记》。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约5000来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鲁迅”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重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划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成绩品
1918年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唏嘘了半天；说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陈独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高兴地说。“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记得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4卷5号上还有空。”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诗云：“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适作东请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饭。
和江冬秀结婚时，胡适收到不少结婚贺礼。请送贺礼的同事吃一顿，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适年初在绩溪给钱玄同写信，就许诺请客，当时还说如章士钊把我的研究公孙龙的文章发表了，拿了稿费就请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误了。钱玄同笑着说：“你再不请客，也好，我们就等嫂子来了再喝喜酒，岂不快哉！”此话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时，大家都敬胡适的酒，胡适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结果还是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仆人阎海给胡适喝了许多开水，半夜就吐了。胡适对阎海说：“我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还没有吐过。”阎海不知道胡适是在说醉话了。
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19号的张元济（张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 “如无图表就快了。”张元济52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已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15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500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初见毛泽东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几滴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长篇大论；鲁迅写道：“康有为，指手划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为呼应。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没有人来坐的。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进北大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
在北大，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学生交往，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预科班的罗章龙，和另外两位代表找到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上月15日，罗章龙和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等十余人，离长沙到北京。9月，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有的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还有的就是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因为水平不齐，大家的学习进度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请校方出面解决。
“你们来干什么？”陈独秀问。罗章龙等谈了情况，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说。罗章龙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听了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发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同学知道问题不能解决，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起身送他们到门口。他对走在后面的罗章龙说：“你是哪里人？”“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