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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前夜的雨雪还未干，地湿漉漉的。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就在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同一天，鲁迅开始誊抄《孔乙己》。这篇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的。抄毕，鲁迅给高一涵写了一封信，打算寄给他。这一期轮到高一涵编辑。周作人正有事找高一涵，便说：“我给他吧。”
粤人陈铁生写《驳《〈新青年〉5卷5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3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去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克林德碑》，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
3月2日，鲁迅写《集外集·拳术与拳匪》，替陈独秀说话：“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
3月中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3号上发表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说：“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己。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针对林琴南，陈独秀说他的小说也不会受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林琴南是翻译家，陈独秀对他和对张厚载不一样，称作“林先生”。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汤宅密谈
1919年3月26日，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坛湘致函蔡元培说：“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蔡元培请傅斯年执笔回信，说：“元培亦必勉励俱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渝越轨物之行也。”
夜里，愁眉不展的蔡元培和平素相处不错的尹默、夷初一道，去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处商谈陈独秀的事。最近报上又传出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一事，谈这种事在北大里面不合适。
“陈独秀逛窑子、嫖妓之事，流传甚广。陈君个人事小，有辱北大门风事大。孑民，何不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免去陈独秀，极力劝说。去年5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信，不料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5号上给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想起来就不愉快。
“以你之见非撤不可？”蔡元培犹豫不决。“非撤不可。前年你聘他时，称他品学兼优，事实证明此君私德太坏，不堪斯任。”汤尔和毫不含糊地说。蔡元培说，“要免去陈君，理由事小，只是迎合了外人的心，决非本意。况且，年初我也和玄同君说过，驱逐陈独秀，除非‘上谕’将我革职。今我未革职而先除陈独秀，也不合我初衷”。
沈尹默说：“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把柄，倘若再任文科学长，社会上沸沸扬扬，大学斯文扫地呀！”汤尔和附和说：“尹默所言极是。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当初都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今日到了这个地步，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不怕担当这个罪名。”
陈独秀此时还蒙在鼓里，一心一意做他的文章。3月30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林纾的留声机”，揭露林纾活动他的同乡议员，叫该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3月，国会议员张之奇提出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提案，未被通过。
陈独秀说：“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机器。” 4月1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发表了他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说：“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预。”
这个插曲未能阻止调整陈独秀。4月8日，清明后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陈独秀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
鲁迅也很关注这场撤换陈独秀的冲突，4月19日，他给回家乡的周作人写信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他对外国记者报道北大这场争战很感诧异。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上次见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这样纯苏俄式的文章，胡适心里就不是滋味。陈独秀写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那时他看了这样的文字，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没想到短短数月，仲甫变了。除了汤尔和等人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的职务原因外，就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发生的直接影响了。
李大钊担心胡适的态度影响《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写信说：“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文理科合并后，陈独秀一时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赵尔康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时，紧闭的铁门内架有机关枪，走在前面的李大钊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军警逮捕30多人。
这天，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过了几天，到上海接杜威夫妇的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陈独秀说，30多人中有江绍原等22名学生。“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5月15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卷5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鲁迅不太留意李大钊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伙伴。在写《“来了”》和《“圣武”》时，鲁迅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适不高兴，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同期发表了鲁迅写的小说《药》，看了鲁迅的小说，陈独秀说：“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次日是星期一，这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上班就商量，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被捕的学生已陆续放出，陆、章、曹免职已不成问题，大家日益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现在要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把斗争引向深入。讨论了半天，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5点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时，一张大网正向陈独秀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昨天，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等处散发传单。北京政府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的人。
陈独秀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口袋里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影憧憧，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在游乐场吃茶聊天。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正在说话，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来向周围散发，茶房里一阵骚乱。胡适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