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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之夜，陈独秀和潘赞化说：“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挂记高晓岚生产的事，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说：“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说不定还要找我的麻烦。”
冬去春来，陈独秀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往来较多的是赵伯先、潘璇华、葛温仲、周筠轩等。当时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是清政府的一个走卒，大伙瞧不起姚昱的奴颜媚骨，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1903年３月31日夜晚，东京到处散发着樱花芳香的气息。月光下树影憧憧，昆虫在嫩绿的草坪中嗡嗡作响，和偶然走过去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交叠在一起，增加了夜的宁静。这时，有几个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昱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捧头的捧头，捉手的捉手，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咯嚓一响，姚昱的辫子连辫根齐刷刷地被剪去。大家发一声喊，顷刻间人去辫空。原来，这抱腰的是张继，捧头的是邹容，执剪的是陈独秀。回到宿舍，陈独秀将手中的辫子扔到桌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当夜，他们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第二天，姚昱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为首者是陈独秀、张继、邹容，旋即将3人驱逐出境。４月上旬，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章士钊。
听了3人被逐经过，章士钊哈哈大笑，说：“你们来得正好，《苏报》打算增加革命宣传。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倒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结果，邹容要写《革命军》，陈独秀急着要回家，只有张继答应留在《苏报》编辑部。
藏书楼演说
1903年４月底，陈独秀回到了安庆。6岁的延年已入私塾蒙馆读书，陈独秀我行我素，和新朋旧友谈天，他的住宅一时热热闹闹，又成了安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
一天，卫国桢、潘晋华等青年来陈独秀家闲谈。陈独秀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晋华等都说好。
５月17日中午，陈独秀冒雨来到藏书楼。南水关离藏书楼所在地孝肃路拐角头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陈独秀到时，楼里楼外已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不少学生穿着淋湿的衣服，焦急地向前台张望。陈独秀登台，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潘旋华、葛光庭等人也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当场签名参加“安徽爱国会”的有126人，其中包括16岁的朱蕴山。
第二天，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学生停止上课，公开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闻讯大惊失色，密令安徽巡抚密察为首者，务求早早缉拿归案，早日平息安徽风波。他在电令中称为首者“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安庆知府桂英接到两江总督电令，立即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在桂英下手之际，陈独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
国民既风偃
1903年６月30日，上海警方因《苏报》刊登章炳麟写的《革命军》序，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革命军》作者邹容愤而到巡捕房投案。7日，《苏报》被封闭。
《苏报》案发生后，章士钊、陈独秀、谢晓石、张继等人酝酿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
梅初里房子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是印刷场地，编辑住楼上。主笔是章行严，陈独秀、张继协助，撰述有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林解、谢无量、郭湛波等人。靠近窗台，有两张木桌，上面堆满了稿件和各种报纸。进门靠墙一边有张木床。编辑室来客，常常坐卧于床，和章士钊、陈独秀纵谈一切。
夏天，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吴越、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等来到《国民日日报》社。听说吴越是桐城老乡，陈独秀十分高兴。这次交谈，两人一见如故。
９月初的一日，苏曼殊（子谷）来了。刚从日本回来的苏曼殊脸型瘦削，身材单薄，因为衣食无着，便留在编辑部翻译雨果的《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上连登。
一天，章士钊指着一叠稿子问苏曼殊：“子谷，你写的这些惨状是《惨社会》原来就有的么？”苏曼殊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仲甫加上去的。”章士钊摇头说：“不好。翻译要讲信、达、雅。”陈独秀不以为然：“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
深秋的一日，已是八九点钟，陈独秀还睡在床上，打着呼噜。“仲甫，起来了。”章士钊叫道。陈独秀眨了眨眼，问：“几点了？”“旭日临窗，少说也是卯时。”章士钊说。陈独秀从床上坐起，伸出胳膊穿上竹布蓝衫。在他的老布衬衣的领口上，有点点白色东西在蠕动，密集无数。章士钊诧异地问：“何耶？”陈独秀低头看了看说：“虱尔！”章士钊见陈独秀若无其事，说：“你不要弄到我的身上来了。”这时，苏曼殊进来，章士钊指着陈独秀的衬衣领口给他看，说：“我原以为仲甫是天生的领袖，想不到他还是天生的乞丐。”说罢，三人一起大笑。苏曼殊拿出译好的《惨社会》放在陈独秀的桌上，说：“今天该是行严主编稿子，我是专找仲甫来的。”陈独秀看稿时，用毛笔圈点了几个字，说：“就这样吧。
”苏曼殊说：“加上你的名字吧。”陈独秀点了一下头，说：“可以。”用毛笔在苏曼殊之后，写上“陈由己”3个字。
年底，上海的黑势力投诉上海地方当局，指责《国民日日报》“扰害大局”。销售部经理李少东以报纸卖不出去为由，停发了大家薪水。没有办法，只好停刊。
不久，苏曼殊去香港投靠兴中会陈少白，陈独秀回安庆，大家再次分手。章士钊很珍惜这段历史，写诗道：“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安徽俗话报
1904年年初，陈独秀回到了安庆。
闲时无事，陈独秀常去桐城学堂坐坐。当时吴挚甫任桐城学堂董事长，房秩五、吴守一任学长。一日，陈独秀说：“安徽人多躲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张，大家在一起办一份白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
大家一听，都说好。决定吴守一编小说、诗词，房秩五编教育，陈独秀是主笔，兼编辑论说、新闻、实业、来文。
陈独秀给绩溪人汪孟邹的老师胡子承写信，请他给汪孟邹写信，自己也给汪孟邹写了一信。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胡子承立即给汪孟邹去信推荐，说：“陈君仲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拣老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信中所提“拣老”，即周拣臣，其女周物婉与汪稀颜子汪原放已定婚。汪孟邹写回信给陈独秀，说：“芜湖没有印刷条件，最好能在上海印出，再运回芜湖发行。”于是，陈独秀请章士钊帮助联系了上海东大陆印刷所。
3月21日，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
就在这年，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在东北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成了暴发户。2月8日，为了争夺我国东三省，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宣布“局外中立”。当时，日俄双方都需要马匹，商人便从蒙古贩运大批马匹到奉天（辽宁）出售，牟取暴利。陈昔凡和其他地方官趁机大抽牲口税，落入自己的腰包。日俄战争后，陈昔凡在奉天购置田地二百亩；在北京琉璃厂附近投资10000两银子，开了一间“崇古斋”古玩铺；在奉天设了一间“崇古斋”分店；在安徽贵池乌沙购地800亩；在安庆四牌楼开有近十家铺面。陈独秀办报缺钱，但不染指陈昔凡。父子俩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反清斗士，已不可同日而语。
盛夏，陈独秀背着包袱，只身到了芜湖。当时吴挚甫随桐城学堂去桐城，房秩五打算去日本留学，所以陈独秀把报搬到芜湖去编。科学图书社在芜湖长街中段一个阁楼上，汪孟邹说：“仲甫，我这里清苦得很，每天只有两顿稀饭。”陈独秀说：“就两顿稀饭好了。”好在省内各地设了供销处，东到上海，南到广州，北到辽东，都有订户，报纸有希望超过3000份。有的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
不久，章士钊来信，希望陈独秀去上海加入暗杀团。陈独秀到上海后，章士钊带他见了杨笃生、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晚上住在暗杀团的秘密机关——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陈独秀未来之前，章士钊已将陈独秀在安庆效仿蔡元培办安徽爱国会被通缉，以及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的事告诉了他们。
杨笃生是暗杀团发起人，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与何海樵等人成立暗杀团。原计划在北京刺杀西太后，没有找到机会，回到上海后发展了蔡元培加入暗杀团 。蔡元培时任爱国女校校长，于是又发展了爱国女校教员钟宪鬯、俞子夷，因为他们懂化学。陈独秀来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