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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
中共“四大”（1）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会议一直开到大年卅日前夜才结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人参加了大会。为了等瞿秋白和谭平山，会议将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推迟到1月16日。
会前，彭述之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瞿秋白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对决议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针对国民党内部分化，“四大”确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指出极力反对阶级妥协，攻击右派，阻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巩固和扩大左派，保护工农利益，公开扩充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四大”开了11天，1月22日闭幕。其中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
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机会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
“四大”决议赞成国民党有条件地（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的人民代表参加）出席善后会议，几乎毫无争论地通过了陈独秀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张申府参加了这次会议。去年春节，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后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因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反对陈独秀的提纲，主张“不断革命”。遭到一班青年人反驳后，不久脱党。
他说，“赞成我的是多数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就滚蛋”。
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
张国焘去年5月被捕，直到去年10月北京政变获释。陈独秀等人不知道，张国焘在狱中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注：全国解放后，张国焘叛变革命档案大白天下）他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留在北京配合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处理孙中山到京后的事务。
毛泽东上月底因睡眠不好，请假回湖南养病，没有出席会议。李维汉（罗迈）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在大会上代表湘区党委汇报了安源惨案。“三大”另两名中央执委王荷波、罗章龙出席了会议，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代替张国焘主持铁路总工会工作。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委，继续负责广东。
会后，瞿秋白给鲍罗廷写信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 ，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陈独秀和鲍罗廷有矛盾，瞿秋白也不愿意夹在中间。在维经斯基看来，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陈独秀不满鲍罗廷两件事，一是在广州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一是预算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前者不具有国际性质，至于预算问题，今后可由共产党和鲍罗廷参加的预算委员会解决。
2月6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沉着脸对汪孟邹说：“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上月，胡适在北京给许世英去信，表示愿意参加2月份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陈独秀希望胡适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出席之日千万不要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当天，汪孟邹将陈独秀的信和自己的信寄给胡适。
次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消息，陈独秀这才知道信写晚了，他走了马后炮。2月11日，胡适收到汪孟邹信及陈独秀的信，便提笔给汪孟邹去信，解释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张开和平会议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峙好。并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上海《民国日报》已在谴责胡适，汪孟邹回信说：“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收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胡适2月中旬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3月初，胡适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孙中山2月18日移住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改中医治疗，3月12日逝世。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中山逝世。
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29岁。大家都在关注孙中山，高君宇逝世的消息被淹没了。
中共“四大”（2）
3月16日，张国焘到上海。“四大”后，彭述之得伤寒，蔡和森身体不好，中央局要张国焘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张国焘夫妇住闸北香山路中共职工运动会的办事处，与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为邻。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张国焘等住在楼上，在楼下办公。
4天后，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分析孙中山去世后，段祺瑞政府联合国民党的右派，攻击它的左派。陈独秀写道：我们党的国民党的政策是，“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
谈到共产党的组织发展，陈独秀说：“我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1。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2。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陈独秀列举了《向导》周报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宣传员的追加费用共1400元，以前核准是每月2250元，加上1400元，每月共3650元。陈独秀写道：“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
以后请给我们寄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苏联援助国民党的钱远远高于支持共产党的钱，而且，还存在未按批准的数额寄款的情况。但陈独秀不好抱怨。
鲍罗廷4月6日在北京写报告，认为 “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孙中山去世前几天，即3月8日，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成立俱乐部。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冯自由等俱乐部组织成员开除出党。鲍罗廷因看重国民党内的左派，在提出我们面临7项基本任务中，没有一条谈共产党的工作。
看到鲍罗廷的报告，斯大林和维经斯基谈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
我对共产党人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维经斯基解释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斯大林听了，感到惊讶。
和斯大林谈话后，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在鲍罗廷的报告中应该给予共产党的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局势越来越复杂，所以准确地通报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它们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上旬，鲍罗廷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几天。他同陈独秀等人开会，留下“互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等不好的印象。在许多问题上，鲍罗廷和陈独秀、中央局有严重分歧。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人数问题，中央提出7人，鲍罗廷为了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主张4人；鲍罗廷希望中央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陈独秀等则认为，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尽了最大的可能。
离开上海当天，鲍罗廷给加拉罕拍电报：“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此外，鲍罗廷反对委托中共中央办理紧急预算。鲍罗廷提出，“最好由我们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紧急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助下制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们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