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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
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