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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