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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托匪汉奸”案（2）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