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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生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生，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这样综述道：“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
黄埔军校师生赞誉廖仲恺是“黄埔慈母”，可见廖党代表为黄埔军校所耗心血之浓。
蒋介石黄埔岛上“登高立马”
校长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初期的建设和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是尽了力的。他自从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还兼任黄埔长洲岛要塞司令，吃住基本都是在黄埔岛上，与师生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黎明时分，军校校园里一片寂静。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总是在起床号吹响前起床，他一身戎装，从长洲要塞司令部驻地沿着岛边的小路，向军校方向走去。他每天都要检查军官和学生们的早操情况。伴随着蒋介石在岛边小路上踏出的皮靴拍地节奏，嘹亮的军号声响起。顿时，四周响起教官、队长们的哨声，学生们纷纷列队向操场跑去集合，然后点名，分队向校门外跑去，沿黄埔岛进行环岛晨练长跑。
蒋介石主持编写了《曾胡治兵语录》，这是一部汇集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还有左宗棠治军心得的一本摘要。在本书前序中，蒋介石写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言，都是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总结出来的，而且都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其意切，其言简，不仅是治兵的法宝，还是治心治国的人应当遵守的好准则。希望本军校的师生人手一册，将来治军治国，就有根据了。
蒋中正题写的黄埔军校校训不知是出于一种旧道德，还是为了一种新观念，蒋介石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烟，宣言不讨小老婆。他只对曾国藩和拿破仑感兴趣，时常阅读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他到过苏联，了解苏联红军的体制和战术思想，他比一般的旧式军事教官更能够劲头十足地推行苏联顾问所制定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计划。黄埔岛上的蒋介石，这时是军校校长，还不是全军统帅，因而他有着普通军官那种易于振作，也易于泄气的情绪，性情粗暴，好怀疑，爱固执己见，总是不露心迹地干预别人意见相背的事。当时在黄埔岛，他是一位色彩很红的要员。滇军、桂军、粤军中的一些将领们，对他怀着特殊的憎恶与恐惧。这种憎恶与恐惧，以极大的反作用力，把他推向了个人威望和荣誉的顶峰。而这个顶峰的近邻，就是国民党政军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凭着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把绝对服从他的人挑选在自己的周围。他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中做客，说：“古人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丈夫当志存高远，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领袖。我在日本求学时，结识了孙中山总理，从此我就做了他的忠实信徒。要不是投奔孙总理，我哪会有今天。你们一毕业，就是连长、排长了，要带出忠于校长的好兵。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去攻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你们要率部奋力杀敌，为黄埔军校增光！”这番话，许多同学到黄埔后不久，在蒋介石的寓所中做客时都亲自听到了，但许多同学却最终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如一向讷于言敏于行的徐向前，虽然受到蒋介石接见，却没有给这位校长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几年之后，徐向前成了威震中国的红军将领，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4方面军的总指挥。
同学们看到，在蒋校长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于右任书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从蒋介石特别喜欢的这副对联中，可折射出他志怀“立马”而“登高”的信念，以示每日在校门前看到江涛奔流的黄埔水面，不忘戎马军机，务求武装问鼎中原，自称霸主。这一时期，蒋介石治校、治军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5个方面。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不管怎么说，谈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蒋介石。
黄埔英杰周恩来（1）
论说黄埔军校先驱，还有一个人物必须浓墨重彩地叙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不少，论功绩和名望，首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指的非第三任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莫属，他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军校原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举荐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12月，张申府结束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青年时代的张申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第1任主任（最初称军校政治部部长）戴季陶仅是挂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职主任后，由于对自己在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不满，态度非常消极。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个月时间里，经常不上班，或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走了，甚至拉拢一些人制造谣言，煽动国共两党摩擦，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作用的机构。这年7月，戴季陶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论，负气辞去一切职务，去了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任邵元冲继任。然而，这个邵主任很在意把这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他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厅里作政治演讲，学生们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称之为“催眠术教官”。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
周恩来到任之后，他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加部员，设置“指导”、“编纂”、“秘书”3股，从黄埔第1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聘请常任政治教官，开设政治训练班，组织政治讨论会。
其次，重定政治教育计划，增加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黄埔教官张申府（左）、季方晚年时合影。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并发行期刊、专刊、文集、丛书、画报，编唱歌曲，成立血花剧社。短时间内，在学生和教官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籍、注意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