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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
血花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的欢迎。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显著。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编写北伐军印发的标语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为搞好政治教育，军校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讲义、课本、丛书、小丛书，和恽代英、萧楚女等教官编撰的《政治问答集》等大量文集和专著，发给学生，深受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埔军校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和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声》、《士兵之友》，青年军人社的《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1926年《黄埔日刊》日发行量达5万份，中外发行。各种刊物也在国内各省市广为流传，仅1926年8月1个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就向全国各地发行书刊16230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黄埔学生对《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公开发行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更是非常欢迎，总是“争相阅读，先睹为快”。每天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几百名学生拥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些报刊文集都成为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刊物，开拓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领导强调“知行合一”，并反复向各期学生加以强调。周恩来在第3期开学讲演词中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诸同学》这篇演讲中希望每个同学“在思想上须贯通理论与实际”，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解释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动。”
为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军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如前所述组织宣传队等。到“第5期政治科学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课内规定每周一次到乡间实习，由政治部制定种种引人注目的标语、画（红）旗、画报等”，“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而且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国耻纪念活动。1926年的“5·7”国耻纪念活动，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和支援农民、训练工农武装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在斗争中，黄埔军校学生把革命的理论与工农群众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军人要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思想觉悟。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4）
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为军校学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方便。黄埔军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办学的，因而“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整个求学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打仗。”因而“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24年10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1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血花剧社演出的剧照次东征。6月会师广州，参加了镇压滇、桂军阀的战斗，驱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出广州。10月和11月，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部的第二次东征和肃清邓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学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线。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员，同时又是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向敌军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揭露敌军官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阴谋，启迪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他们向民众宣传革命军出师的意义，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革命，等等。这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对于促进人民与军队协力合作对付敌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对敌作战中，黄埔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据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军校政治部宣传干部杨其纲的文章说：黄埔军校“自第一次东征至第二次歼灭东江残敌，前后牺牲者586名。”这仅仅是在两次东征期间阵亡的人数。
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参战的情形，他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里，很想借一个机会，试试金石。”这次出发东江，“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培养出如此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政治教育，并能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够直接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1）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帮助国民党的身份进入军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帮助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军校中，共产党人总是处于“帮助”地位，尽管孙中山开诚布公地承认和欢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在当时社会仍有一部分具有相当势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工作屡遭非难。中国共产党人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成功地发展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完成了军校政治工作任务。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又称粤区委）为适应军校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战斗而秘密建立的，归粤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由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领导。由于周恩来积极领导共产党人全力经营，英勇战斗，才使黄埔党组织成为愈战愈强的革命堡垒。
军校创立时，前来就学或任教的共产党员，都是凭党的组织关系到粤区委报到，然后转到军校中去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投入军校的教学与学习及斗争中去。随着共产党员不断发展和增加，党的领导机构也逐步扩大与健全起来，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团3个发展阶段。无论是直属支部，还是特别支部或黄埔党团，都设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会，相当于支委会和总支委会党团核心，实行集体领导。干事会设书记一人，有组织、宣传、社会、统战等干事若干人。
北伐军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合影。前左二郭沫若，左三朱克清，左四李富春。后左二李一氓，后左三林伯渠。
中共黄埔党团建立后，粤区委还派出特派员常驻军校，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秘密协助党团书记工作。主要职责是沟通党员与支部、军校与粤区委的关系，传达党的号令，报告党的信息，加强了粤区委对军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促进了党员在学习、行军、打仗中起先锋作用，并带动广大师生并肩前进。
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组织，其主要领导成员，在3年多的时间中曾连任或首任的约有20余人，其中担任军校领导和教官的8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留学于法、苏、德、日的留学生，博学多才，风华正茂。恽代英虽未出国，却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他每次向学生作政治演讲都是座无虚席，被人们称为“青年模范，人民英雄”。蒋先云是众所公认的黄埔杰出代表，周恩来曾赞誉：“蒋先云是个将才。”后来的著名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周逸群，洪湖苏维埃主席鲁易，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以及解放军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及周士第，作家阳翰笙，等等。正是这些青史留名的人物，组成了黄埔共产党声威显赫的领导班子。他们高举旗帜，进行忘我战斗，因而能为黄埔军校建立不朽的殊勋。
军校中共产党组织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是随着前期和后期革命形势不同而灵活变化的。前期任务，主要是贯彻国共两党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团结战斗，努力进行复兴国民党的工作，也就是既要帮助国民党，也要发展共产党。以实际行动促进国共两党革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