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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通过烦琐的考证求得历史的事实和词语的本义。佛教法相宗也注意用烦
琐的概念范畴对世界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最后达到“万法
唯心”，“万法唯识”的结论。章太炎认为唯识宗的思想方法与古文经学原
则相似。“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
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葑汉微言》）。不仅如
此，法相宗思辩精细，也符合近代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盖近代学术，渐
趣实事求是之涂。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
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
所趣然也。” （《答铁铮》）
第二，佛教符合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平等观念。章太炎说：“佛教最
重平等，所以防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
不应该攘逐？……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
有权，应当废黜。”又说： ‘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
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 （《演说
录》）他还指出基督教窒息人的自由思想，崇奉一尊，与平等原则绝远，应
该加以反对。他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作为衡量哲学价值的尺度，觉得佛
教最重平等，应该提倡。
第三，佛教可以增进人的道德。章太炎十分看重道德，认为无道德者必
不能革命。“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革命之道德》）而要
增进道德，则舍佛教莫由。“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
② 章太炎在日本时的讲稿：《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认为哲学耶？》转引自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58 页。
①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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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
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子，怎能团得成面？”
“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
见，亦是最要。” （《演说录》）他认为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失败，唐才常
起事之所以流产，就是因为维新党和保皇党人没有道德。因此，他提出要“用
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此专门
写了一篇《革命之道德》批判旧党、新党的道德堕废，人格沦丧，主张革命
者要讲究修养，增进道德，以担当起反清排满革命的重任。
第四，佛教可以使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章太炎认为，佛教讲“万法
惟心”，世间一切现象（包括“我”）都是幻见幻想，并非真实存在。因此，
信仰佛教就可以忘我奋斗，不怕艰苦，悍然独往，蹈死如饴。他说：“要有
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 （《演说录》）他
还说：“以勇猛无畏治怯儒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
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
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答梦庵》）“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
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
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 （《建立宗教论》）
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
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这样才能对中国前途有益。
第五，哲学与宗教发展的趋势，佛教将占主导地位。章太炎考察了西方
和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认为思想学术的发展规律是哲学与宗教互相更替，循
环往复，即宗教——哲学——宗教。中国的孔、老，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
图，都以哲学代替宗教。后来，苏、柏二氏的学说，导致基督教的产生；孔
子、老子的学说，转化为儒教。基督教和儒教又经过培根、笛卡尔和程朱陆
王变成哲学。程朱陆王都以禅宗为其根本，德国哲学家对佛经也有所采纳，
那么今后“继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也（《建立宗教论》）。他还从宗教发
展的历史说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然后发展到无神教，这是一般的规律。
必须经过一神教的阶段，渐入无神教；如果从多神教直接进入无神教，那无
神教一定带有种种多神教的杂质。“如今基督教来，崇拜一神，借摧陷廓清
的力，把多神教已经打破，所以再行佛教，必有效果可见的了。”（《演说
录》）他对推行佛教充满了信心。
从以上五点理由不难看出，章太炎实际上是对佛教理论加以改造，使这
个古代的宗教哲学穿上新时代的衣装，成为资产阶级可以利用的武器。他把
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个人奋斗、唯我独尊等等意识观念绝对化，
使之变成宗教信仰，要人们顶礼膜拜。他赶走了人格神，却又请来了神秘的
真如，使粗陋的上帝披上了思辩的精致服装。因此，他的新宗教乃是不重偶
像崇拜而致力于教义信仰的佛教法相唯识宗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在危机四伏，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章太炎企图用佛教来
维系社会道德，激发人们革命热情的一番苦心，并没有什么效果，他提出“继
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的预言，也未能实现。在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形成高潮的时期，章太炎仍提倡以佛教作为革命理论武
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铁铮指出，靠佛教鼓舞斗志以求革命成功，是“何
异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鱼” （见《答铁铮》），梦庵也提出质问：“《民报》
之作此佛报者，抑出于何意乎？《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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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梦庵》）实为一针见血的批评。章太炎自己也承认：“余前作《建立宗
教论》，内地同志，或谓佛书梵语，暗昧难解，不甚适于众生。” （《人无
我论》）1910年章太炎曾著《齐物论释》，以佛解庄，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其《齐物论释》也成了空谷传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一改他“吾
所为封建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
兰若”（《答梦庵》）的初衷，越来越倒退，一步一步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他企图以无神教来推动革命，拯救社会，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高妙的幻想”。
4。日本的神佛分离
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神儒二道的学者鼓吹神国思想，结果于四方纷纷
兴起高唱勤王大义者；1853年美国人佩理到日本通商贸易，幕府的处理不
当，更加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因此，使大将军德川庆喜最后奉还大政，开
始了王政维新的序幕。
德川幕府时期的佛教，从规定“改宗”制度以后，神儒二道亦归它管辖，
无论贵贱上下，全由佛教统一人心，僧侣衣食有余，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
他们除了争夺僧官僧位的高下和寺院殿堂的庄丽之外，几乎全不把教义放在
心上。这样，就使佛教沉论于衰败的境遇之中。神儒二道之徒，很久以来就
对佛教所处的地位和僧侣毫无作为而徒事尊荣奢侈的行为表示憎恶。这时，
他们看到了所鼓吹的思想即将实现，王政复古的大业已经开始，便发起了“废
佛毁释”，并把它作为“尊王攘夷”的余波，将佛教当作“夷狄之教法”，
甚至连儒道也当作“外教”，不免给以部分的排斥。
明治天皇即位后，就在明治元年（1868年），颁布了“神佛分离令”，
禁止社僧 （神社中的佛僧）担任别当之职，把还俗叫做“归正”，命令“宫
门迹”还俗复饰，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神祇宫；接着在1869年9月又设置宣教
①
使担任宣布大教 （指宣扬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之任，1870年正
月下达宣布大教的诏书，明确政教合一的制度，其文曰：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
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矣。今也
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宣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
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此旨。
同年4月，又把宣教使作为博士，分正、权、大、中、小的区别，而且
命各地的知事、参事亲自担任宣布大教之职，如果是由官员以外的人掌握宣
教职务，则根据他的人品任为参事或“属准席”。1871年8月，废神祇宫，
改设神祇省，以省的长官、神祇伯作大臣，并且断绝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废
除敕愿所和敕修法会，把宫廷内部的佛像迁移到泉涌寺的恭明宫，停止御所、
门迹、院家、院室之号，还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在1872年8月以后，又废除
了僧位、僧官，把普化宗、修验道这样的所属不明的宗派全部废除；此后，
僧侣只是一般的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官府关于食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