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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了概念上的第二次变革。1953年的这次变革告诉我们，众所周知的基因具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此得以识别这些基因，因此就能为不同种群作一幅基因剖面图。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几乎所有人群中都存在着大部分基因。只有几种基因，可能由于近期的突变，是这种或那种人群中所特有的。因此，在比较不同人群的遗传型时，可以把一种人群与另一种区分开来的，不是某种基因的存在与否，而是基因出现频率的不同。这样，对于ABO血型系统而言，A、B、O这三种基因在欧洲、亚洲或非洲的所有人群中都存在（只有某些美洲印第安部落中没有A，或者更少见的是没有A和B）。不过，基因B的出现频率在中亚很高，达到了30％，从东向西减少：在俄罗斯将近20％，在德国只有15％，而在法国不到10％。
从这些统计资料出发，可以制作一些类似天气预报图的图形，在上面用基因的频率取代气压。
那么，确定人种不再是一个计算的问题。对于所有已知的基因，只要比较它们在X和Y人群中的频率，再通过综合所有的差异，来计算人群之间的“基因距离”（就像一个几何学家根据两点坐标的差异，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来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一样），然后将那些基因距离近的人群归入同一人种，而将距离远的人群归入两个不同的人种。
因此，生物学使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确定宗的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划分宗与宗之间界限的方法。
第一部分像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多少人种？
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似乎令人失望：要把不同的人群划分成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对他们任意进行划分，而这就使得结论与事实脱离了任何关系。根据我们力图遵守的精确标准，我们最后可以作出说明：要么在我们这个物种里没有宗；要么只有一个：人类；要么宗和人一样多；要么是“宗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不实用”。最明显的结果，对我们社会的组织来说并非无关紧要，这就是：任何参照人种所做的推论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这绝不是说所有人群都是相同的。但是以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并不能划出具有客观意义的界限，也不能毫不含糊地把每个人群划入“它”的人种里。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据观察发现，最重大的差距是在邻近的人群之间，而并不在通常视为“人种”的大群体之间，比如黑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假如用数字100表示地球上不同人群之间的平均差距，那么同一“人种”的人群间的平均差距为92，而同一国家的人群间为85。我的父母是法国人，那么，平均而言，我和一个法国人比和一个非法国的白种人接近7％，我和一个白种人比和一个其他肤色的人接近8％。这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还很不足以划分出一类，因为伴随着这些平均值，还有一个很大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数据序列（即多个数据的排列）在均值上下的波动程度。
——译注：有很多在远方出生的人，却比一个法国人在基因上更接近我。
这一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根据种群遗传学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可以证明，在选择性压力的影响下，或者纯粹出于偶然，一个团体的遗传型的确可以渐渐地与同宗的其他群体分化开来，最终达到一定差距，便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同的宗。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这个“宗化”过程所需的世代数与该群体的人数在同一个数量级。
在一百多名高中生面前，我提议，假想我们一起出发到一个荒岛去。在那里，我们繁衍后代的最重要行为就是生育。由于在这件事中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传给孩子的遗传型与我们接收到的会略有不同，而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差异。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岛上人群中的基因B现的频率可能增加，直到最后淘汰基因A和O；或者是减少，直到最后该基因消失（这就是发生在一些印第安部落里的事，他们大约在15 000年前，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然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散开来）。既然所有基因情况都会如此，我们的群体最后肯定会与人类的其他群体有所区别，因此，将代表一个不同的人种，为此，需要足足一百多代人的时间，即25个世纪以上。特别是，在这期间，需要和外界完全隔离。只要来几个大陆的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基因，那么这个分化过程就会推迟。
实际上，构成今天人类的群体中，没有一个经历过足够漫长而严格的隔离时期，使之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种。由于交流的增加和旅行的便利，这一发现将很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那么种族主义者是怎样的？
既然种族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很明显，种族主义，也就是根据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来对他作出评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遗传学家们宣布了这个显见的事实后，就天真地以为，他们为消灭我们社会这种真正的恶习作出了贡献。经验证明，他们崇高的举动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精神状态。1997年，听说马赛附近一个小城的女市长宣称，“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种族是存在的，而且各种族间是不平等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人都自以为有理性，便赞成了这种谬论。所以，与蒙昧主义所作的斗争还没有胜利。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词有相近之处，但种族主义与种族是否存在是毫无关系的。种族主义应该理解为，自命有权力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来鄙视他。种族主义可以表现为这种句式：“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是布列塔尼人，因为他们全都顽固不化；可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全都懒惰；或者是卡比尔人卡比尔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译注，因为他们都是小偷。种族主义者不关心差别，他们把某些品质，特别是一些只能在某些人身上确定的缺点，归结为整个团体所具备的。这里，我们面前是一种前逻辑的思想，如果它不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恶行，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更有必要针对这种态度表达出的一种深刻需要——鄙视的需要来进行辩论，而不是针对“种族”一词进行辩论。这种鄙视的需要只能是发自一种不敢承认的害怕，对他人的害怕，是由面对他人的一种自卑感引起的。总之，种族主义者在指责“所有……人”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无法与他人相比的畏惧感。有些男人，一想到那些“其他人”要来夺走他们的妻子就胆战心惊，而猜到那些人的性功能时就胡思乱想，夸大臆测，他们肯定会感到惧怕。
必须让种族主义者明白，这种畏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比他自己想像得要好！
科学是一种工具，“能使我们走近现实，学会提大量的问题，……引起争论和交流看法”
见乔治·夏帕克《动手干》一书，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6年。乔治·夏帕克（1924～）：法国物理学家，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译注。与孩子们谈谈种族和种族主义，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科学活动的这一作用。但是，也突出了进行交流的困难。
也许只需要“亲自动手干”，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明白水的这种神秘特性——水温无法超过100°，或者落体的这个同样十分神奇的特点——其下降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以及他后来每个人跟着重复的那样是恒定的，而是如20个世纪之后伽利略证明的那样，是匀加速的。
但让人理解人类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基因相近性这个事实，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必要让每个人进行抽象的思考，并且应该采取一条包括好几个阶段的道路。提到种族主义也是个机会，让同学们进行一种即使在毕业班也很少听到的思考：“平等”与“等级”之间的对立而造成的必然陷阱。当两个数字不相等时，的确，其中一个大于另一个，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等级。但是当两个集合不相等时，可以肯定两个集合不同，但要断言其
中一个大于另一个，就必须只用一个数字来表示每个集合的特征。
比较一下集合A｛2，6｝和集合B｛4，8｝，它们不相等，因为包含的元素不同。哪一个更大呢？大家可能恨不得回答B大于A，因为B里的数字大于A里的数字，但是这就等于作了隐含的假设：每个集合的基本特征是其元素的和。相反，如果同意重要的是每个集合中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的比，那么集合A中的比为3，B中为2，于是得出结论A大于B。应该重申一下这个明显的事实：不相等仅仅对数字意味着等级，而不针对集合。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个市长女士的话，完全属于一种前逻辑的论调。
第一部分智力与智商
使大部分孩子感到苦恼的问题，和宇宙或者社会的结构并不真正有关。这些问题，他们情愿放到以后去研究。而更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以他们自己为对象的问题：我是谁？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我是什么？别人怎么看我？为得到只言片语的回答，他们竭力猜度父母、伙伴和老师的反应。他们提出上千个关于各种主题的问题。其实，他们对答案几乎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只是一种迂回的办法，可以发现回答者用什么眼光看他们。在别人眼里，我美吗？我聪明吗？
关于美，总是可以参照镜子的。镜子里的信息很少让人兴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学会了满足于镜子的评判。关于智力，只有学校这面镜子。学校传递的信息常常让人泄气。这个范围里充斥着上千种普遍接受而往往远离任何事实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