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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皮格马利翁们，显然不仅仅只有教师，父母也开始这么做，并长期地持续下去。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学会在学校范围内，做了一项研究，对父母的影响进行了测试。这次测试针对35个孩子（其中有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时家境贫寒，父母没有专业资格证书，他们不到4个月大就被遗弃，然后被官员家庭收养。其中20个孩子有兄弟姐妹，共39人，留在了他们原来的家中。每个孩子的学习经历都受到了跟踪调查，并作出了细致的记录。下面对两种教育作了详尽的比较：35个被官员家庭收养的孩子，直到进入六年级为止，他们遇到的挫折与官员家庭的平均值相同，为5人次成绩不太好，其中一对双胞胎一个留级，一个成绩极差（被安排到一个水平相当的班里）。相反，留在原来环境中的39个兄弟姐妹，则发现有12人次成绩不太好，12人次成绩极差。
当然，这些数字太没有说服力，不能作为证据来证明，在每个人智力活动的物质基础工具的构造过程中，环境对他的成就起着决定性影响。但它们至少可以让人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出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机会均等。
所有这些观察与思考都趋向于一个事实，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这个事实：除非是反常的情况，他们的智力总是他们自己为发展它所付出努力的暂时性结果。做这些努力，目的不是想要在他们被迫经受的幼稚竞争中超过别人，而是在一种自愿参加的丰富多样的竞争中超越自我。
为了发展这种智力，必须存储一些知识。存储这种知识不是自己的目的，而是用来理解基本问题的。每个人必须理解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与陈腐的蒙昧主义所产生的幻觉作斗争，才能投身到社会面对先进技术带来的新力量应该作出的选择中，尤其是，才能进入交流的网络，因为交流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投身于团体中的人。
第二部分我的社会活动
我的社会活动
我遇到的孩子常常对人们用不同方式介绍我而感到吃惊，有时候强调我在大学和专业领域里的经历，有时候强调我在那些领导斗争的联合会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中一些斗争已经在媒体上得到充分的介绍。这种身份的混合使他们不知所措。一旦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带点私下性质的联系，他们便大胆地提问：“您的科学活动和您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有什么联系？”我常常感觉到，是他们的家庭对我持有一种略带批评的意见，使他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亲爱的教授”要插手那种示威游行，尤其是卷入到那种时而远离法律标准的斗争中去呢？
我没忘记，学校是持中立态度的。他们不允许我把自认为正确的观点说成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我也不能因此而遁入缄默，而他们了解我的社会活动，知道我和一些组织并肩作战，竭力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没有身份的人和失业者。我并不是要说服他们也持同样的立场，但我认为我可以向他们证明，在我作为科学家所进行的思考与我的公开立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必须既真诚又尊重反对意见。这种训练很困难。我理解他们父母的激烈反应，因为他们的观点与我截然不同，也不欣赏我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最近，有个家庭中的父亲看到了我在无家可归的人旁边游行，便指责我“污染”了他儿子所在初中里的学生，因为我曾在一年前去那里作过一次报告。这个词使我想到了苏格拉底的那场官司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于公元前399年被控告为“不敬神”，理由之一便是“腐蚀青年”，法庭因此判处他死刑。——译注，人们指责他“腐蚀了青年”。当然，这个联想太崇高了。的确，我没冒太大风险，也不会遭受毒芹的折磨。不过，我发现，当今的初中生拥有一种先进的批评精神，他们完全有能力提出论据反驳我，并为他们的相反论点辩护，在为他们提供我认为是思考要素的同时，我向他们表示尊敬。
我所研究的遗传学分支直接关系到对进化和生物分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对我们这个物种自身的某种看法。在上百万个物种中，属于灵长属的人类，在这个整体中，可以说是忍受着诸多不利条件的折磨。其中可以列举出，我们由于没有可以紧抓树枝的脚趾，所以不在树枝间运动，或者，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母亲骨盆的大小与胎儿头颅的容量不相称我们面对着自己，会更加因为我们异常发达的大脑功能而惊叹，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特征。正是这些功能使我们这个物种成为一种特例。
这些功能使我们得以经历了一段独特的进化过程，速度比其他物种快得多。其他物种惟一的持久变化是世代相传中遗传信息的变化，这些物种因突变的出现而缓慢进化着。描述这些物种，适合用以百万年计的时间单位。
对人类来说，决定性的变化并非其器官的变化，而是其文化的变化。人类自身推动着这种文化的发展，其速度只取决于人类自身，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人类花了几十万年才学会用火，用了几万年才实行畜牧业和农业，花了几千年才创造了文字，为自己配备了数学和哲学这样的理解工具，又用了几个世纪才了解了自己周围的宇宙的大致情况。在最近几十年里，人类彻底更新了对这个宇宙的看法。既然科学家可以优先参与这个更新工作，他怎么能够拒绝运用他的清醒认识来为改变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服务呢？
遗传学帮我明白了，把他人看成一个应该克服或消灭的障碍，只会导致自我的毁灭；遗传学促使我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即把他人看成一种可以利用来成就自我的源泉。当我发现，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在否定这个显见的事实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我只能大呼“有危险”；当我听到有人阐述人种不平等的论调时，我只能大喊“说谎”，并揭露那些骗子；当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因无法进入社会而绝望时，因为这个社会本该张开怀抱将他们全部接纳却拒绝了他们，我只能表示我的焦虑，并呼吁要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当一些家庭因为被剥夺了“证件”，而躲进教堂避难时，因为有了这些证件，他们可以走上大街而不用害怕被驱逐出境，我只能与他们团结起来；当所谓的秩序部队荷枪实弹地闯入这个圣地时，我只能大声吼叫，以示耻辱。
科学家的职责是做一名哨兵，当他看见谎言散布，或者当他目睹无法接受的行为时，他便发出警报。
当然，和每个人一样，科学家也会弄错。不过，他所属的行业团体长期进行着相互批评的工作，他的失误通常很快会被同行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标志着这种集体监督是有成效的。有时，特别是在民主风尚没被完全接受的国家，这种监督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就是在前苏联近30年间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叫李桑科李桑科（1898～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20世纪30～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生物学界的独裁者。他攻击被生物学界广泛接受的孟德尔主义，认为染色体学说是“唯心”的、反达尔文主义的。——译注的人声称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新遗传学理论，并提供了一些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给前苏联的农业带来了灾难。他的同行们非常清楚他错了，或者他在撒谎，然而，那些敢于揭露他的人都被发配到了军营。
因此，科学的解放作用是和民主分不开的，所以，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去保卫它，在我看来，这就是“搞政治”。这并不是一定要加入一个政党，或者参加竞选；对看见的不公正现象日复一日地提出抗议，这种行为也可以同样有效；一些家庭流落街头瑟瑟发抖，而数以千计的套房空着，这种事就可看作是不能接受的。进入政治，也就是说，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就是从不接受无法接受之事开始的。
经验表明，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成效，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为受冷遇者获得住房而斗争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居住权”联合会的创立者们在行动之初，只是要为流落街头的家庭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住进被房主闲置的房子。自然，这种侵犯房产权的行为受到了惩罚，法庭要求动用警察力量撵走占房者。不过，“居住权”联合会的支持者，而后是记者，他们都为自己的理由作出了很好的辩护，结果，居住权便得到了国会、然后是宪法委员会的承认，认为它与所有权同等重要。今天，法院要求市政当局在赶走擅占空房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住所。为了尊重要求尊严的权利，集体风尚的整整一个方面都改变了。
采取这些行动，有时固然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不使用暴力，就没有那么让人讨厌的一面了。遵纪守法总是更为可取，但有时候，有必要帮助立法者去改变法律，或者从更有利于受冷者的意义上去解释法律。
擅入龙街
1994年，法国“居住权”联合会帮助一些无住所的家庭住进巴黎龙街的闲置房内，该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