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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啤�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二人称帝；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楚帝，朱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采取观望态度，不肯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只得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当泾原兵路过长安之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 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宦官秉政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
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朋党之争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
天朝落日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