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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士兵们向前进/太阳红彤彤/旭日红彤彤/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万岁！”
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
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小“战士”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
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
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
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有一张红色的明信片提醒每一个日本男性，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都收到了这么一张通告。到这一年的年底，由于他们响应这一通告而参军，使军队的数量增加到了380万人，比1942年底多出了整整100万。
应征入伍者被给予一个月的时间来报到、进行体检，体检通常都是在他们的家乡进行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祭拜祖先的坟墓。这一活动是为了在感情上对他们进行一下提醒，一旦新兵去报到参加训练，他就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到家里来了。
在一个男性离家前往训练营地之前，他的家人及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召开一个“社行会”（意为壮行会），跟他告别，鼓励他为国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送别了许多赶赴战场的学生之后回忆说：“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充满遗憾地回忆了一个深得他喜爱的学生的社行会，他写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是我们一家人那天的口粮，包括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当那个学生听到钟敲五点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悄声对我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应征入伍者去往军营之后，他的家人在每顿饭的时候都会给他留出一个位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缺席的服役者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对他的平安归来的一种祈祷。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神宫的外院中，参加二战中最大的一次送行会。在寒冷的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静静地站着，肩头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的对面是挤得满满的6。5万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的男女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兵们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一面听着滔滔不绝的爱国主义长篇大论，这些言论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全国。江桥慎四郎在入伍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调整了一下语调后，他发表了演讲：“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首相东条英机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演说。他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一时刻，我们整整一亿人都将走上战斗岗位，克服我们的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东条英机提醒新兵们美国和英国也把他们的学生送上了战场，“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们在精神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能将他们压倒”。
大会结束后，新兵们穿过东京的街道，向皇宫对面的广场进发，在那里他们向天皇三呼“万岁”。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在等着这些新兵，在到达训练营地之后，军官们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他们被征入陆军或海军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光荣。带队军官带他们发誓，然后又向他们宣读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其中总结了他们从出生起所受的责任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切内容。
《军人敕谕》的最后一点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把朴实作为自己的目标，你将会变得优柔颓废，轻浮无行，就会陷入各种奢侈浪费的嗜好中不能自拔。这种恶习一旦出现在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中间，就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地迅速传播，尚武精神和士气就会直线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实际上，对于新兵来说，任何形式的浪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要忍受残酷的生活环境和训练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战斗者而设计的。一位海军新兵说：“海军里的人甚至没有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另一个海军新兵附和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机器人，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所有军种中的新兵都处在一种被视为尘芥的地位，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老兵们还一再用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的这种地位。老兵们讽刺地把他们称为“一钱五厘”（很小的钱），也就是他们的征兵卡的价钱。
受训士兵的新家就是两层楼的营房，营房是木质结构的，涂着防腐的木馏油，刷成白色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