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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打的许多漂亮仗，当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但有不少地方，可从《孙子》兵法中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
《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固然是客观规律的反应，但无不与主观能动性相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没有谋略，也谈不上斗智。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车观、客观关系上，特别是关于“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论述，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的区别，重要的一条恰恰就在是否承认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力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趋利避害。这是军事谋略家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我者扬长避短，对敌者扬短抑长。一切扬长击短的计谋，皆在于把己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把敌方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到最小限度。长和短、利刷害、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利，变得有害。对我有害的变化也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害，变得有利。从双向对抗中看到和预测到敌我各种变化快慢，谋略家此时就要从利与害中做出最佳选择。若对我之不利的情况暂时不变的话，而敌人之有利的情况正在向不利转化，而且转化疾速，那么我之不利将从敌之有利变为不利的过程中得到补偿，甚至变为有利。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对敌，化有利为有害；对己，化有害为有利。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领。谋略家要善于把握这种要领，以取得斗智的最终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8—229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4 页。
第十三章困敌制胜，机智灵活
因故制胜，机智灵活是军事谋略的又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要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①“谱不可以尽奕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②着
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用谋
贵活，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正确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战争指导规律及谋略一般原则，是从战争的
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可以给人指出方向，但不可能囊括（穷尽）所有
的战争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只有和特殊性相结合，灵活运用，才有生命力。
战争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战争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双向结构系统。这种
对抗是双方的能动对抗，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两种互逆的主观能动性的剧
烈碰撞，它是一个“活的反应过程”。战争的能动对抗性，使战争的复杂性
之中增加了强烈的流动性。这正如宋代何去非所指出的：“法有定论，而兵
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
易矣。”①明代沈炼说，“用兵之法”，“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②。
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时必须考虑到敌方“活的反应”，
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
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
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
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
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③所以，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
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阶级、国家、集团之间、时间、地点、
条件又不一样。可谓敌异，战异；时异，战异；地异，战异。战争双方指挥
的斗智斗勇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争进程更加变化万千。战争进
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胜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总是离不开主观能动性。
古人的谋略思想中有许多可取的东西。“因敌制胜”的谋略原则是《孙子》提出的。《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我们要着重吸取的。诸如虚实转换、奇正相生、我专敌分等等，无不充满机智灵活的谋略气息。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百战》。
① 《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② 《历代名贤经武粹语》。
③ 《战争论》第1 卷第179—180 页。
《孙子》说；“易其事、革其谋，使其无识。”即经常变换战法，更新
计谋，使人无法识破。《孙子》说的“践墨随敌”，即既要按照原则，又要适应敌情变化的意
思。
战争的实践无不说明：按照辩证法用谋则胜，按照形而上学用谋则败。战国时代，齐国将领孙膑“减灶”赚庞涓；东汉末年，太守虞诩则“增灶”赚敌军。齐军势强，为了诱使魏军追击，故有孙膑减灶之谋；而汉军势弱，为了震慑敌军故有虞诩增灶之计。虞诩说：“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一减一增，说明了虞诩能够针对具体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前人的谋略，因而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相反，三国时期蜀将马谡照搬韩信破赵用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谋略，违背孔明坚守街亭、依水安营的命令，扎寨于山顶这一绝地。马谡没有具体分析两次战争的不同特点和不同任务。韩信是要夺取一个要地，利在速决；而马谡是要坚守一个要地，利在持久。马谡违反军令，错误地将兵马“投之亡地”、“陷之死地”，当魏将张邰断其水源后，蜀军士兵即遭瓦解，结果痛失街亭。战争史一再证明，具体战争的军事谋略只能从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获得，照抄照搬别次战争的谋略是一定要失败的。
战争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军事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可把前人的谋略硬套于现在的战争之中，也不可把预定的谋略计划硬套于不浙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进程之中。战争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军事谋略也必须适应战争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敌变我变，以变制变。
二、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如果说，古人谋略思想中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那末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却是我们的典范。
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吸取前人的经验（包括批判地吸取古人的和资产阶级军事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更重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强调“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②
这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对立。纵横观察古今中外的谋略家之所以胜败，主要在于：能否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前者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后者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教条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
具体的情况。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总要首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 页。
② 同上，第157—158 页。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①
只有具体分析战争的特殊性，分析战争中矛盾双方的基本因素，深入揭
露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才能把握战争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制定正
确的战略和谋略。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
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