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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尽Ｖ罡鹆粮辛醣溉酥鳎�27岁那年走出隆中辅佐刘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他不仅表现了公忠体国、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更施展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智慧、外交才干和军事艺术。他既善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政治上纵横捭阖和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他可以说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善于使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一个古代典范。
诸葛亮一生指导和指挥了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战役，但最能反映诸葛亮军政两手相兼并用这一特色的，是他亲自率军出征夷越，成功地平息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结束这一地区动乱局面的生动实践。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在这里的羌、叟、僚、濮等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之民”。特别是东汉末年的中央王朝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些“侵犯蛮夷”，拼命搜刮少数民族人民的贪官污吏。而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骚乱、起义和反抗，东汉统治者又总是沿袭历代“攘夷”的老办法，一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结果，加剧了汉王朝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称兵作乱，“带郡称王以叛”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吸取历史教训，他在出山前的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方针。蜀汉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先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试图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诸葛亮的这一方针却被当地一些拥兵自立的首领和“夷帅”视为蜀汉王朝的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和割据活动。于是，诸葛亮一改“抚而不讨”的方针，采取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方针，既发动政治攻势，又进行军事讨伐。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南中叛乱不解决，后方不安定，就无从北伐。这就是所谓“惟思征北，宜先入南”。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当诸葛亮从成都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似有所言。诸葛亮诚恳地对马谡说，你我共事多年，常承指教，请惠赐良计。马谡于是说道：南中“夷帅”仗其偏远、险要，不服朝廷久矣；丞相亲征，无疑必胜，但大军一退，难保他们不再背反；将来丞相举兵北伐，与强敌相抗。“夷帅”探知国内空虚，其反必速，此番若以武力把他们斩尽杀绝，又非仁义之师所为；照我看来，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望丞相详察，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马谡这番语，诸葛亮听后连连点头，说“甚合亮心”，并立即纳作“平南之策”。
当时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中有三个著名的势力大的叛乱首领，这就是雍辏А⒏叨ê兔匣瘛Ｖ罡鹆料群笳渡绷思渫绻痰挠宏＇和高定后，于盘江上游（今云南曲靖地区）同孟获展开决战。孟获当然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一交手即被诸葛亮生擒，孟部溃败。至此，军事讨伐、武装平叛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到此为止，决心对深得“夷汉所服”的孟获进行政治攻心，以使孟获和他影响下的大小头目及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真心归顺蜀汉朝廷。为此，诸葛亮布兵营阵，让孟获观看。孟获看后不服，说道：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才打了败仗，今番承蒙赐观营阵，不过如此，若放我回去整兵再战定能打败你们。诸葛亮听后微微一笑，当即把孟获放了。这样反复了几次。在最后一次“亮犹遣获”，还打算放孟获回去整兵再战时，孟获不走了，他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就这样，诸葛亮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南中地区称兵倡乱经年的反叛势力剪除、平息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显然是诸葛亮善于实行兵战与心战、军事付伐与政治安抚相结合的斗争方略的结果。
这就是蜀汉末年史学家陈寿的名著《三国志》中关于诸葛亮五月渡沪擒纵孟获一事的记载。此事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的笔下，就演化成了《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七擒七纵的长篇戏剧故事，这当然是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了。但不管是史笔还是文笔，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两者都在通过诸葛亮又擒又纵的事迹，生动地表现诸葛亮军政两手相辅相成，通过军事征讨和政治安抚，达到稳固后方、巩固边疆的战略目的。
诸葛亮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原因在于诸葛亮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他不是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是看到战争以后的政治大局和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一点史实。诸葛亮征讨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的战事结束之后，在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尽量录用当地拥护蜀汉中央政权的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作南中地区各级官吏，还起用一些政治上可信赖的又在当地百姓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头领和“夷帅”，作为蜀汉中央政权中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就拿被几擒几纵的孟获来说，后来被诸葛亮清到成都参加中央政权机构，成为职掌监察大权的“威慑百僚”的御史中丞。诸葛亮这样做，既是为了加强蜀汉中央政权同南中地区的联系，加强汉族同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为了改革东汉以来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只讨不抚”、实行残酷镇压的弊政。
正是由于诸葛亮实行“抚而不弃武征，讨而不以力制”的正确政策，才使一向连年骚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南中地区出现了一个“纲纪初定、夷汉相安”的新局面。这一巩固边疆的正确方略，既为北伐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治国平天下留下了宝贵经验。后代大政治家裴度对诸葛亮“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这一点极为称道。的确，诸葛亮受西南各族人民崇敬，至今未减。
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作了一副对联：“能攻心者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诸葛亮的赞颂，同时也是对后来统治者的告诫：对各族人民务必采取正确的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采取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的策略，借鉴了诸葛亮的思想。
三、毛泽东的军政两手思想和伟大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胜利之辉煌，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军事统帅和战略谋略大师。熔哲理和兵法于一炉、冶政治同军事于一体，是大战略家毛泽东的突出特色，是其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精彩篇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从他登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起就反复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世界上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毛泽东对战争同政治间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辩证论述，为把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和进步性。战争的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是人民革命战争还是反人民的反革
命战争，是符合人心还是违背人心，则是战争胜负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人民革命战争就可以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逐步转变军事力量上的劣势，最终
战胜尽管在军事上十分强大但在政治上失道寡助的反革命势力。
毛泽东的军政面手、相辅相成的谋咯思想，还基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人民军队既是战争的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战争的政治使命的执行者。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艺术，生动地、创造性地体现在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上。
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创造。”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不同于一般军事家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和战略大师，因而，他所指挥的战争，既是同敌人进行军事较量的激烈场所，又是和反动势力展开政治斗争的生动舞台，既能够施展军事家的才华，又可以表现政治家的智慧；既有威武雄壮的武戏，又有脍炙人口的文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7 页。
①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0 页。
（一）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历来的反动势力对付革命人民，总是软硬两手兼施，一手是武力镇压，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