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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完全看清了西方绥靖政策的险恶居心和四国结盟的反苏图谋，尖锐指出，张伯伦的所作所为是向希特勒明确表示：苏联是孤立的，它没有盟同，可以大胆去进攻苏联。为摆脱在战略上孤立的被动地位，为防止过早地卷入战争，斯大林不能不重新考虑对策。鉴于当时的形势，斯大林决定利用德国同英、法之间的争斗，改善苏德关系。斯大林知道，希特勒决不愿只作西方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打手，而要作整个欧洲的霸主，他决不会让英、法借刀杀人，使德、苏两败俱伤，为英、法火中取栗。因而，有矛盾可以利用。斯大林更清楚，苏联著在西方慕尼黑阴谋之后的1939年迎战德国，肯定是孤军作战，英国不但不会援助苏联，还可能帮助希特勒，日本法西斯也很可能从远东进攻苏联，策应德国，这种情况正是西方所梦寐以求的。为此，斯大林毅然决定同德国谈判，并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里也应当指出，苏德条约的签订，说明双方互有需要。苏联是为了粉碎英、法的如意算盘，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从苏联引开；德国则是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苏德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对张伯伦同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一个冷酷的回敬”。它打乱了西方绥靖主义者和一切反苏势力的战略部署；堵住了东引的“祸水”，使英、法两国妄囹通过挑起苏德战争而从中渔利的阴谋彻底破产，并为苏联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斯大林善于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争斗中纵横稗阎所取得的一个大胜利。
必须指出，斯大林完全清楚德国法西斯的狂妄野心和称霸整个欧洲的图谋，完全清楚法西斯德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调和的，他同德国签灯互不侵犯条约，是一种斗争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希特勒推行“大德意志计划”，既要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更要摧毁帝同主义的英、法。事变的进程恰好走向了英、法绥靖主义政策的反而。英、法两国一再纵容希特勒矛头东向，换来的是法西斯对自己的步步进逼。张伯伦只得灰溜溜地滚下台。1940年5月，德国一举打败法国，并对英国进行狂轰滥炸，使大英帝国孤悬海中，岌岌可危。这时，斯大林感到，英国已经没有同法西斯德国妥协的任何余地，绥靖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当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明确提出一切拥护自由、反对法西斯军队奴役和成胁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矛盾的一个重大转折，即由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拆散“反苏同盟”到利用所有受侵略和侵略威胁的国家同法西斯之间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转折。
正是由于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坚、以苏英美同盟为基础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汇集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彻底孤立、集中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才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毛泽东利用矛盾、广结盟友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善于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个破敌的高超斗争艺术，为世人叹服。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敌人内部的矛盾，对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人民来说，是很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他特别把这种斗争策略概括为十六个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一）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确定主要打击对象
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把锋利的解剖刀，象瘤丁解牛一样，
把看似强大、统一的敌人营垒，科学准确地解剖开来，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
敌人，确定主要打击对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阶级关系、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由于各帝
国主义间充满利害冲突，由于它们各扶持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各
自的势力范围和实力集团，因而，中国革命的敌人营垒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矛
盾、激烈的争斗和各种各样的缺口，并在经常发生变化。这既给中国革命力
量以利用矛盾之广阔天地，又特别需要善于分清谁是主要敌人和谁是可能暂
时借助的同盟力量。“左”倾冒险主义的莽撞家不懂得分清主次以各个击破，
撞得头破血流；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错把敌人当盟友，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力
量。与这两种人相反，毛泽东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
利武器，把敌人营垒作了相当准确的分析和区别，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
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在《论政策》这篇重要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问题上，他将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将同日本结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将曾经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战争的英、美同后来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战争的英、美加以区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上，他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加以区别；又把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两面性较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正是由于毛泽东作了这样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从而划清了敌友，确定了一定时期内的主要打击对象。试想，如果没有这样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政策，又怎么能够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种种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把敌人各个击破呢？可见，谋略，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谋略，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和艺术。
（二）争取中间势力，扩大盟友
毛泽东在坚决反对树敌过多、打击面过宽的同时，一向强调革命总是团结面越广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凡能争取的要尽力争取，以利于反对主要敌人。他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是汲为重要的。这里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争取中间势力作点说明。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以阶级结构而言，在无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级（在抗日时期主要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从政党关系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之间活动着许多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从军事力量上看，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同蒋介石集团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之间，还有许多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及国民党的杂牌军队。因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蒋
① 《毛泽东选巢》合订本第134 页。
介石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争夺中间势力的斗争，谁争取了中间势力，形势就对谁有利，反之，谁就要被孤立、遭失败。应当说，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明白，蒋介石集团也不糊涂。为了同共产党争夺中间势力，在政治上，蒋介石采取“哄、吓、压”三策井进，极力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拉拢各小党派，增加外围力量，以孤立中共”；在军事上，利用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同我党我军之间的矛盾，鼓动它们去作“反共先锋”和“反共屏障”，以达借刀杀人又削弱地方实力派这样一箭双雕的目的。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中间势力的特点。中国社会的中间势力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广泛的影响井控制了许多地方，是政治上两面性很强的势力。他们既有反共的一面，又有爱同抗日的一面；既怕共产党“共了他们的产”，侵犯他们的势力范围，又同蒋介石投降卖国、独裁专制、排斥异己有深刻的利害冲突。毛泽东指出，这种中间势力是共产党同蒋介石顽固派斗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抗日时期我党我军争取阎锡山就是其中一例。阎锡山是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蒋介石为笼络他，委他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头衔，但他表面上拥护蒋介石，内心却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态度。为此，蒋介石采取各种办法对付阎锡山，一是挖墙脚，暗中收买阎部高级军官，从内部瓦解阎锡山的势力；二是通过组建山西省党部，控制阎锡山；三是收集我党我军在山西活动的情况，制造假情报，唆使阎锡山反共，以期一箭双雕。阎锡山的策略是利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来巩固他的统治。他既想反共，又需要利用我党我军来对抗国民党和日本的势力，因而，他反对蒋介石派人来他下面工作。为了争取或中立阎锡山，我党采取利用矛盾和又拉又打的策略。首先，毛泽东亲笔致信阎锡山，承认他的地盘，鼓励他抗日；其次，我党充分揭露蒋介石“一石双鸟”的图谋，公开提出“拥护阎长官抗战到底”的口号；再次，利用阎锡山势力内部爱国将领同亲蒋反共派之间的矛盾，坚决打击后者：最后，我党我军对锡锡山的军事反共活动，给予有力回击，让他尝到我军的厉害，使其不敢再向我进攻。正是由于我党我军充分利用阎蒋矛盾，并对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才使阎锡山同我党我军一度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并在蒋介石后来策动的反共高潮中采取中立态度。
此外，我党和毛泽东在华北争取宋哲元、傅作义，在华南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争取龙云、刘文辉，在西北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等等，这些活动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