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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能产生奇功异效；没有客观条件可利用的、纯靠主观想象的谋略只能是败军之道。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基础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谋略客观基础不是毫无联系的杂乱堆集物，而是有规律性的。古人对此已有一定的理解。他们提出的各种高明的谋略，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敌我、攻守、虚实、正奇、强弱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进行一定分析的结果。《孙膑兵法》说，“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道”即客观规律。《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强调，“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说的就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利害共存性。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致使客观条件中的利害相互依存，在同一作战条件下或行动中，总是利害相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害”，军争之中就并存着利益和危险两个因素。其他作战行动也大多如此。例如在进攻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冲击、发扬火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重点防守之处。军事上的各种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比如，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可以换得一定的时间；放弃局部的利益，可以争得全局的胜利。利害不仅共存，而且互相转化，利可变害，患可化利。由于利害的共存与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谋略就应当既知利，又知害，以患为利，以利为患，权衡利害，转患为利。
变动性。朱元璋曾形象他说，“战陈（阵）之势，阖（合拢）辟（疏开）
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①军事谋略客观基础的变动性，要求军
事谋略随机应变，做到因情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机丽变，因势而
变，因法而变？？，在变化中求“诡道”，求良策。不能只是盯着“上一次”，
而必须紧紧盯住“下一次”。任何下一次战争都不是上一次的复制品。所以，
《孙子》强调“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活用战法原则，《尉缭子》提
出“机在于应事”，认为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及规律性的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和运用谋略，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它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谋略的客观基础所作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他说：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①同样，也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引出谋略。他强调：“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前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②客观实际与谋略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客观情况是第一性的，谋略是第二性的。正确的谋略，都来源于客观实际，反映客观实际。错误的谋略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历史上，从主观愿望、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定谋，导致损兵折将的情况不乏其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不同的侧面，对谋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固然，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客观因素对谋略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独立地抽出某一个因素，或忽视某一个因素，都不足以制定正确的谋略。谋略客观基础的多元性，本质上是由战争致胜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克劳塞维茨说：“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③谋略，作为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全面地认识客观条件中的诸种因素。
毛泽东说：客观实际包括敌我双方，“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军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指除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的一切影响军事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各种因素。它包括制约军事活动的所有物质因素，如国家政治状况、军事力量、经济、科技、自然因素等，还包括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各种影响军事活动的精神因素，如民心、士气、心理等。同时，对方军事家的脾性、能力及谋略也是我方军事谋略的
① 《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46 页。
③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14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6 页。
客观基础，因为它们同样是独立于我方军事家头脑之外的客观存在。定计用谋，不仅要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还必须从群众的情绪、军队的士气的实际出发，不仅要从我方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从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
刘伯承元帅则提出了著名的“五行术”。他强调，指挥员“研究情况要
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而定下决心。”②他谆谆告
诫我们，“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下面，我们将对谋略的诸种主要客观因素作些分析。
二、谋略与政治
（一）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孙子》开宗明义地把“道”列为准备和进行战争的第一件大事。他的
所谓“道”就是政治。
战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①“政治因素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定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战略方针。例如美国的军事战略，服从于争霸世界的政治目的。相反，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是由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完整的政治目的决定的。
打击目标的选择，有时直接服从战争政治目的。例如，抗美援朝后期，
我军为达到停战谈判的目的，当英美不愿停战时，我们就以英美为打击日标，
当英国及其它仆从国愿意停战谈判而美军不愿谈判时，我们就重点打美军；
后来，李承晚破坏谈判和协议，我们就重点打李伪军。
（二）国家政治状况
谋略制胜，莫贵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善用兵者，修
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战国时期的兵家更明确地指出：“凡战法必
本于政胜”③，“治强为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④，“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⑤等等，阐明了胜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上的优劣。《韩非子》认为，挫败敌人的进攻，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靠政治上的安定和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它强调“安，则不可攻”，“治，则不可攻”。这些说明，谋略家重视修明政治。
谋略家还应当根据国家政治状况选择适当的作战时机。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说的就是当国内不团结、不和睦时，不宜出兵作战。正确地判断和利用政治形势，是谋略成功的重要条件。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扩大根据地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较快地扩大发展地域，当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逐步推进。
②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 年第1 版，第203 页。
①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43 页。
②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896 页。
③ 《商君书·战法第十》。
④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⑤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在当代战争中，进攻的一方往往利用对方的政治矛盾和内乱乘机进攻。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充分利用了当时阿富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反政
府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国内政局动荡的形势。
（三）国际政治形势
制订谋略，必须客观地估量世界形势，考察国际关系可能的发展趋势以
及它们对战争的影响。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把中日战争作为世界中的一部
分加以分析，看到了中日双方和国际影响的全部因素。他指出，伺际的条件，
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苏联的援助中国，造
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领导人由于对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和国
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从而给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
带来了严重的失误。
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认为，美国可能中立，北约国家无大作为，南美国家可能持同情或支持态度。结果美国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积极为英国提供后勤支援和卫星侦察、通信保障。欧洲则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原来向阿方出售武器和零件的法国，不仅自己停止出售，也不准其他国家转卖。这种国际环境导致了阿根廷在战争中处于孤立无授的地位，成为阿根廷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是我们当前进行谋略的重要依据。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超级大国的抗衡，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世界和平运动的兴起，以及联合国的作用，都是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乃至进行局部战争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四）政治策略军事斗争中的以智取胜，要依赖政治斗争手段去配合和支持。谋略家必
须考虑到政治策略的要求，并善于利用政治策略为军事斗争创造的条件。
政治策略，规定着可能联合的力量以及可能中立的力量。战争不仅是敌
对双方力量的竞赛，也是争夺同盟者的竞赛。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政治策
略的要求，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