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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传统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方式缺乏关心，甚至使得儒生们对教育
更加信奉。那些实现不了“更高追求的学者”，就把大量的个人精力投入到
②
教育中来。尽管命运不济、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须学会善于生存的技巧，
一个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阶层还是出现了。这个阶层在元朝反常
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出了很不寻常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得到新的发挥。
这个传统定义上的精英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与其他时代
不同。首先，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拉到脱离下层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们能与
为数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团密切相处，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不论他们
是住在农村还是住在城市。例如，如果为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护
财产的考虑，这些儒士们就寻求与当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他
们也就卷入了社会的宗教生活。如果他们被迫以教私塾为生，或者他们这样
做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否则便无事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卷入了那些就
学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卑微的书
吏，那么他们观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资格成为社会上层分子的人所得
不到的；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带到工作中，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接触
不到这些知识的。如果这些儒士有绘画和书法的才能而现在又不得不以出售
他们的艺术品为生，他们便开始认识到市场的环境以及这些非艺术家们对于
艺术所起的作用。如果那些在行政机构中得不到发挥的管理术不得不转向商
业的话，那么这个商业世界就随着这些精英阶层的生意人实际经验的增长而
变得深奥复杂了。
总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条件给予这一精英阶层带来的震动，无疑
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会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损失，但是又为新的生长
和变化创造了更大的潜能。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
学术界的关注。
① 为大致计算，可以采用忽必烈朝汉人为6000 万的较低数字。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计算出出身精英家庭的总
人数：假如占总人口的 5 ％，或 300 万人，属于精英家庭，以每家平均6 口人计算，假如每6 人中有一个
是成年男子，精英集团中计有50 万成年男子。这只是大略的推算，没有任何史料依据。
② ＇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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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在元代社会史中的意义
元杂剧的历史从侧面展示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
时也展示了元代中国有文化修养的精英阶层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时的新作
用。元杂剧的历史长期以来被错误地解释，并据此证实有关元代事实上的精
英阶层所遭受的屈辱与排斥的程度的荒诞说法。早在14世纪，中国作家开始
渲染说，由于贫困的学者在社会上不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为求生被迫为
他们残酷的蒙古与色目主人写通俗的东西取乐，这些杂剧就突然在他们的头
脑中呈现出来了。根据这种解释，这些地位改变、陷于贫困的才子们首次集
中在一种活动上，在这种活动中他们深厚的文化资源必然造就出一种表达思
想感情的工具，这就是大众戏剧文学中突然涌现出优秀剧作的原因。这种解
释包含了部分的真实性，使之有着魔术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错误的。
戏剧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得颇晚，然后在一段很短的时
间内又突然达到繁荣，这是事实。杂剧（一般称为元杂剧）这一戏剧形式的
①
最优秀作品，则是由一小批才子创作的，他们不过两代人。此外，戏剧的确
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娱乐的因素，而在
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中，这两类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
这一现象要求做出特别的解释，而传统的解释通过几个世纪的夸大被不
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20世纪初为止。20世纪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遗产重
新估价的时代，加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在东亚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现出更大
的兴趣，由此导致了对元杂剧的重新评价。这个阶段的重新评价以吉川幸次
郎《元杂剧研究》最为典型，除了提供严格的文学上的分析以外，还将作者
②
与观众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吉川幸次郎强调，剧作
家、演员和观众，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
元杂剧一下子繁荣起来。
以前被忽略的元杂剧前身的历史现在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部分原因
是考古证据要求对文献记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清楚，13世纪元杂
剧的繁荣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论有没有蒙古征服，这个艺术形式
①
都会繁荣。重新估价那段历史的时候，像吉川幸次郎这样的既对文学史也对
社会史感兴趣的作者，就会在元代特别的环境中找到对元杂剧特征的很多解
释以及元杂剧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过去20年中，有足够的考古发掘证明最晚从11世纪起中国就已
经存在受大众喜爱的戏剧传统。这个证据驳倒了早些时候的论断：是蒙
古人剥夺了文人的权利而导致杂剧的兴盛。它也驳倒了是文人将杂剧形
式推向高峰这样的设想。更可能的结论似乎是：杂剧作为一种自我维系
自我发展的传统，到13世纪真正成熟为一种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学表达
媒介。在蒙古人统治下，北方的“精英”作家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不熟悉
的世界中沉浮，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成功绝缘，而传统的文学形式所能赢
① ＇453＇史仲文：《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第3—19 页：＇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时期的
中国戏剧》，第3—30 页。
② ＇558＇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72—241 页；郑清茂汉译本，第44—162 页。
① ＇206＇威尔特·L。艾德玛、斯蒂芬·H。韦斯特： 《1100—1450 年间的中国戏剧史料》，第1—94 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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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类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由于有时间、有机会与演员长期密
切合作，他们开始参加戏剧活动，写剧本，可能还参加演出。这样，从
这个过渡时期起，这些“精英”作家就在把杂剧从纯粹的表演艺术发展
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社会角度讲，蒙古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用得到了
暂时的传播扩散。元杂剧的社会史就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③
将这个论点再扩展一下，人们可以看到精英们活动的每个领域内都有类
似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发展影响到旧有精英中的两极。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
段的人常常被迫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并在一个有助于革新的
时代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元杂剧上，还表
现在思想和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在基层的各级政府中 （在这里，那些够格做
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职的），表现在提供农业和医疗等应用技术上，无疑
还有一些尚未被当代的学者确认与研究的行业。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一些
旧有精英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在受扰乱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们蔑视
时代潮流，不屑与民众交往，他们或许已变得与自己社会的日常生活格格不
入了。他们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务，因此他们也缺少儒家那种对公众生活
负责的实践上的动力。以上两者是极端，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起前者
多得多的实例，但这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这两类地位大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整个精英
社会一起，创造出了艺术、文学的丰硕成果。由蒙古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化
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13世纪最后40年忽
必烈长期统治期间，蒙古人的都城大都 （今北京）的建设规模颇为宏大，展
现出城市布局与建筑的辉煌，并辅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蒙古人和包括波
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亚人精通天文、数学以及发源于中东和地中海东部
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已经传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国的知识也
开始反向传播。元大都统治者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在当时及以
后的中国人的认识中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
同属于汉文化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
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现
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
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得多的精英层——超
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
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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