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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说800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
尔（1328—1332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
② ③
高学术机构。 《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年）
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
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15世纪的第一个
10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
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
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
④
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58—63《地理志》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变
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1613—1682年）在
研究了 《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
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
《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
⑥
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
⑦
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
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
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
例一人 （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
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
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
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
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
①
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但是可能所
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
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
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
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
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
进行研究后，对 《元史》修撰者引用该书的方式颇有非议。
② 见＇820＇姜一涵： 《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1981 年版）。
③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④ ＇653＇ 《元史》，卷58—63 。
⑤ ＇662＇顾炎武： 《日知录》卷26 《元史》。
⑥ ＇672＇钱大昕： 《补元史艺文志》（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⑦ ＇673＇钱大昕： 《元史氏族表》（江苏，1874 年版），1791 年序。
① ＇815＇见郑鹤声：《清儒对元史学之研究》。亦见＇749＇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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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 ①
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
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
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
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
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
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
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
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
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
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
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
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
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
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
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
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
①
视了 《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
《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
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
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
书的重新发现在19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年）发现了
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
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
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 《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
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
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
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
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
① 见＇76＇柯立夫英译本 《蒙古秘史》，第1 卷（坎布里奇，1982 年版），导言，第17—25 页。有关《秘史》
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 页；
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 页版）。《秘史》最
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 《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 期上（堪
培拉，1971—1985 年）。
① 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 页）
又增加了至1978 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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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
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
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和14世纪
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
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
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
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
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
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 19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
—1893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
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
①
史。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 （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
②
中，于1922年出版。 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
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
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
围看20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
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