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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
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
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
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
①
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
②
币。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
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
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
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
③ ＇645＇ 《辽史》，卷82，第1290 页。
④ ＇645＇ 《辽史》，卷13，第145 页。
⑤ ＇645＇ 《辽史》，卷59，第925 页。
⑥ ＇645＇ 《辽史》，卷13，第148 页。
⑦ ＇645＇ 《辽史》，卷13，第149—150 页。
① ＇645＇ 《辽史》，卷14，第157 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 页；＇645＇ 《辽史》，卷37，第441 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
史》，第371 页。
④ ＇645＇ 《辽史》，卷60，第931 页；＇541＇ 《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 页；＇864＇ 《中国货币史》，
第370—372 页。
① ＇645＇ 《辽史》，卷60，第931 页。
② ＇645＇ 《辽史》，卷21，第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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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
④
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到12世纪
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
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
⑤
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他们保留了拥有
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
在10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
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
在994年和997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
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
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
①
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1007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
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
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年
到1020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
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年来到这
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
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 （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
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
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
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
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③ ＇645＇ 《辽史》，卷60，第931 页；卷22，第270 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 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 页；＇768＇李涵、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 页。
② ＇645＇ 《辽史》，卷14，第163 页；卷16，第184、185、188 页。祖庙于1019 年为景宗、1020 年为太祖
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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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
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
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
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
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980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
进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
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
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
①
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
986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
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
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
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
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
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
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
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
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年和989
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
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
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
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
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
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
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
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
① 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 页。
② 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 《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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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
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 （他以
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
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
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
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
①
的“西京”，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
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
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
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
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
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
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