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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
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
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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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
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
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
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
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
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
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
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
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
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
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
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
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
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
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
及作为独立政权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为条件获取了大量财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个一向作为中国人世界的遥
远边疆的地方出现，先是征服了辽，接着用强力控制了宋的整个中国北方地
区。契丹人和党项人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的边疆政
权，尽管汉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并肯定是国家大量财富的生产者，但他们并
不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金帝国却拥有急剧膨胀的3000—4000万的汉族
人口。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相比，女真人政权极有必要去适应传统的政权方式。
它也是一个更货真价实地声称是宋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另一个中
国。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几个王朝完全不同。说到辽，它在中国的版图，至少
在其初期，不过是一个其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它家乡草原的政权所进行的近于
附带性扩张的产物。女真人保持了他们在东北地区的部落领地，但很快他们
实质上就变成了一个连其首都也建在中国的中国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
金，占据了中国北方，而这不过是他们那意图征服世界的军事力量所进行的
急速扩张的一部分，这一意图导致他们控制了从匈牙利和波兰边境直到日本
海的欧亚大陆。蒙古人关于“天下”的概念，远远超过了汉、唐、宋以及任
何其他中国政权所能梦想到的范围。一时间，中国不过成了一个大得多的政
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这整个国家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
下时，蒙古人的帝国也随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汗国，但是中国——此时
是整个中国，其人口超过1亿——仍然仅是一个更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与前
几个政权不同的是，当中国的元政权崩溃时，蒙古人仅仅是撤回到了他们草
原上的家乡，在几个世纪内依然是一股较强的力量。
这些政权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
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们在几个世纪内控制了
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举例来说，北京一带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握了达四个多
世纪；而甘肃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外族人统治了六个世纪之后，才在明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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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时由汉人恢复了控制。此外，整个中国北方也被非汉人统治了两个
多世纪。
尽管中国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断扩大，还是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
度来看看这些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更为漫长的反向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
进程中，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范围
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这一发展可以追
溯到高句丽，追溯到新罗和百济的高丽王朝，追溯到7世纪以后统一的新罗
以及7—8世纪的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的东北国家的辽，是直接承自于辽东的
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对渤海的征服可能是
比在937年获得中原的十六州更为重要的步骤。渤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
有五京，有一个构造精巧的汉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书面汉语的精英，
1
有一种在唐帝国的边疆出现并繁荣了两个世纪的发达的文化。一个多少与此
②
类似的南诏政权自8世纪初建立，它占据了现今的云南。这两个具有强烈独
立性的唐的“附属政权”，表现出大体一致的政治发展——非汉人对中国制
度的适应——这是把邻近的人民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的一
个方面。
这种发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丽，还有越南
——它于10世纪初最终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并以中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
③
的国家——这些民族有的在中国的地方行政管辖下生活了几个世纪，当他们
最终挣脱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都继续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
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诏占据着从未被中国王朝有效统治过的地区，但它们
的民族也熟悉中国及其制度，当它们自身形成独立国家时，也效仿熟悉的中
国模式。这各种不同的适应就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1 ①关于渤海的出现，见＇512＇崔瑞德、费正清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40—443 页。
② 关于南诏，见＇23＇查尔斯·巴库斯：《南诏王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界》。
③ 见＇495＇基思·W。泰勒： 《越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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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力量平衡
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在涉及异族时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之于用恒久不
变的理论去硬套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古老的“五服论”观念幻想着这样一个
世界：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
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
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
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
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
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
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
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
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
基础。
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或许具有某种合理性，那时中国的周边被那些文
化发展水平较低、其政治组织结构松散而又不够完整的民族所环绕。但是到
了唐代，这种情况最终发生了变化。在隋朝时期，中国还只有朝鲜半岛北部
和东北地区东南部的高句丽这样一个邻居可以马马虎虎宣称为“国”，因为
它主要为定居人口并具有稳定的制度。其他所有从云南直到河北边境的边疆
民族都是部落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半游牧生活，没有任何常设的大规
模的政府机构，尽管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哪个民族拥有书面语言，只有高句丽是例外，
而它使用的也是中国的。到750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
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今新疆的漫长边界
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
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所有
这些国家都有一批通晓书面语的精英，有的是以汉文作为其书面语，有的则
是使用自己的书写体系。
8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局面。在安禄山
叛乱的灾难之后，唐朝军队放弃了他们远在新疆的西部保护国，也放弃了位
于今吐鲁番、哈密和河西走廊的曾在中国正规的文官机构管辖之下的广大地
区。甘肃全境被吐蕃人占领。从8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唐朝军队进入帕
米尔地区，与大食的军队在拔汗那附近的怛罗斯城作战，并进攻南诏，试图
征服东北的契丹人。763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
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
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