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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
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
额济纳 （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
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
万种族构成各异、经济生活多样的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
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
西夏境内各民族间的界限或清晰可辨，或含混不清。当时并没有禁止异
族间通婚的法律条文，所以我们就很难对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进行明确的界
定。党项语、汉语和吐蕃语都是西夏官方认可的语言，并且都在社会生活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对于西夏行政机构的内部职能所知甚少，但是
就其外部结构而言，西夏政权明显属于汉地的模式。皇室收入主要来源于税
收和内外贸易，税收大多以实物来支付，主要限于畜牧业和灌溉农业的产品。
①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佛教地位显赫井得到了西夏王室和宫廷的慷慨保
护。党项人信奉的佛教是一种混合宗教，它属于北方佛教的一支，在中国—
尼泊尔风格的艺术品中，吐蕃密教和汉地大乘经典的传统奇妙地糅和在了一
起，这种风格通常被称作“黑城”风格。从现存的有关西夏的文字和实物资
料中不难推断，这种宗教极大推动了党项文化，像《孝经》、《论语》、《孟
子》之类的流传久远的汉文经典都有西夏文的译本，西夏的政府官员和文人
们往往将这些经典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他们同样也喜欢阅读一些庄
子、老子、军事论著、占卜指南以及一些针对大众伦理的佛教训诫之类的著
作。作为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党项皇帝一方面努力塑造自己成为神圣的偶像，
同时也在其宫廷里给予吐蕃喇嘛以崇高的地位。②
对于党项帝国而言，12世纪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帝国在当
时人的眼中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而在一百多年前，为了维护自身
的独立地位，党项人不得不经常与宋朝，有时也与辽朝展开殊死的战斗。在
辽朝崩溃之后（1125年），党项统治者非常理智地与东方邻人金朝保持了诚
挚的关系，与高昌、龟兹、于阗、哈剌契丹、鞑靼、乃蛮、克烈部等西方或
北方的贸易伙伴，他们肯定也保持了类似的友好关系。在蒙古入侵前夕，党
项国家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① 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771＇ 吴天墀《西夏史稿》，这两部通
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
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
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② ＇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 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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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复杂而成熟的政权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风雨沧桑，它的王族的源头一
直可以追溯到隋代（581—618年），甚至更早的党项。独立的党项政权出现
于982年，并在1038年正式宣布成立“大夏”政权，建国245年之后，在
1227年被蒙古人摧毁。近年的研究表明，西夏统治家族的残余从蒙古人手中
逃脱，在四川西部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明
代，他们以“土司”的身份为明朝服务，直到1700年左右才寿终正寝。据信，
现代川西某地还居住着这个民族的后裔，他们所操的方言与西夏的语言有近
亲关系。①
①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 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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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
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
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
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
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
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
群的许多特点。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
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
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
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 （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
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
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
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 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
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①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
（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
在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
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
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
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
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世纪时，“Mi…
■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
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
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
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
还不十分清楚。②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
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
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
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年
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
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
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年），党项
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
在6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
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628—630年，唐朝军队击溃了
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
① 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 卷，第275—288 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
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 《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② 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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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人
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
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584—585年时，就
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
①
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6、7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
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 （或排列），
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
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
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
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
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
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
①
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
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
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
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