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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朔方王”。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沙陀与党项的关系是非常诚挚的，但是沙陀人还是
怀疑李仁福与契丹之间在私下建立了秘密联盟，而怀疑的根据显然只是捕风
捉影的谣传。正因为如此，在933年李仁福去世时，后唐朝廷就转而试图要
由自己来直接统治夏州地区。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原来继任了夏州定难军节
度使，后唐命令李彝超改任延州彰武军节度，而由原来担任彰武节度的粟特
人安从进取代李彝超，任定难军 （夏州）节度使。正如后唐朝廷所虑，这样
一种调换必定会严重威胁到党项人的利益，从而引起激烈的反抗。李彝超上
言“缘三军百姓拥隔，未放赴任”。安从进在5万兵士的护送下赴任，兵士
们包围了壁垒森严的夏州城。党项人固守城池，并得到了附近的部落联盟的
支持，这些部落将邻近的农村抢夺殆尽，切断了围攻者的供给线。相持了三
个多月之后，后唐军队终于还是被迫撤退了。李彝超向洛阳后唐朝廷上书谢
罪，并正式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为了表示谢意，李彝超向后唐献马 50
①
匹。夏州继续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党项人的财富当然主要是来源于牲畜，而在北方出售马匹，尤其是党项
财富的重要来源。对后唐统治者而言，如何能够尽量缩减来往于洛阳的无穷
无尽的外来马匹贸易的巨额耗费，同时又保证军队马匹的充足供给，往往使
①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 页；＇572＇ 《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 页；＇356＇冈崎
精郎： 《党项古代史》，第135—140 页。
① ＇356＇ 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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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五代的有关记载中，清楚地反映了后唐明宗（926
—933年在位）面临的这种窘境。在洛阳的马匹贸易者中，回鹘和党项人扮
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党项人以醉后联袂歌舞来回报明宗的盛情款待，并以鄂
尔多斯地区的轶闻趣事来取悦沙陀君主。929年，后唐朝廷宣布，所有马匹
贸易转由榷场交易，禁止外国商人前来京都。但是这个计划显然是遭到了失
②
败，在禁令颁布之后，仍然保持着“番部羊马，不绝于途”的局面。
除了从事贸易获利之外，另外一些位于灵州和庆州境内的党项部落仍然
是以劫夺来自西方的回鹘商队为生。932年，党项部落杀害了一位回鹘使节，
后唐邠州 （陕西彬县）刺史药彦稠率领军队惩罚了这些部落。次年，也就是
933年，当安从进前往夏州赴任时，药彦稠也率领一支军队相随。很可能就
是因为后唐统治者惧怕党项与契丹通谋侵袭灵州附近地区，才在933年萌发
了从夏州赶走李（拓跋）氏的想法。933年战役的失利，使夏州更加独立于
后唐之外。在鄂尔多斯地区那些劫掠成性、仇杀成风的部落中，夏州党项的
地位是很微妙的，除了中国北部逐渐强盛起来的中央政权和东北地区迅速崛
起的契丹国等更强大的政权之外，夏州党项显然也非常想扩大自身对于鄂尔
多斯地区诸部落的影响。
李彝超死于935年，继任者是他的弟弟 （也有资料说是他的哥哥）彝殷
（因为与宋朝开国君主的庙讳相犯，后来改为彝兴）。直到967年去世为止，
李彝殷统治夏州长达32年。现存资料表明，就未来出现的西夏的发展，以及
汉…党项关系而言，在李彝殷长期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
943年，因李氏统治氏族内部不和而导致了一场公开的战乱。李彝殷的
弟弟、绥州刺史李彝敏密谋推翻他的哥哥。阴谋败漏之后，李彝敏与其同盟
者（包括一个弟弟）逃到了延州。延州位于绥州以南340里，这时属后晋（936
—946年）控制。后晋朝廷答应了夏州首领提出的送回叛乱者的请求，命令
延州官员将李彝敏的同党送返夏州，最后李彝敏被处以死刑。李氏家族成员
有二百多人与这次阴谋活动有牵连，结果在党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
洗。李彝殷将忠心耿耿的宥州刺史李仁裕从宥州调往绥州，以替代李彝敏的
位置。此后不久，这一地区的羌人■母部族起兵杀害了李仁裕，向南逃到了
后汉 （947—950年）管辖的地区。948年，李彝殷请求后汉朝廷允许他越界
①
惩罚■母部，但是被后汉拒绝。对于这次战乱的起因和■母羌部怨恨李仁裕
的原委，史书中都阙而不载。
几年之后，庆州以北的野鸡族在952—953年聚众起义，反抗庆州刺史的
掠夺。朝廷本来想以招抚的方式平息起义，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
反而使起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如同以往一样，战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那
些相对比较富足的部落。与中国北方饱经战争蹂躏的定居乡镇相比，这些部
落显然有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有更充裕的食物。朝廷派出的军队往往都得自
筹粮草，所以有时允许他们保留类似这种绥靖战役的战利品。①
对于契丹人，夏州党项一直保持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944年，当辽
军准备南下进攻早先由契丹册立的后晋政权时，李彝殷答应后晋，派遣4万
② ＇570＇ 《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 页；＇568＇ 《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 页；＇572＇ 《新五代史》，
卷74，第912—913 页。
①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 页。
① ＇572＇ 《新五代史》，卷74，第913 页；＇570＇ 《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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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契丹领土，以起牵制作用。不管他是否这样做了，
总之，后晋向他授予了契丹西南面招讨使的职衔。
948年，李彝殷派军到达了延州边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出兵，现
在还不清楚。从表面上来看，这次出兵是应一位叛乱将军的秘邀来援助他的。
很可能李彝殷此举是为了与他的对头延州彰武节度使高允权作对。当逼近一
支后汉军队时，李彝殷的军队就撤退了，但是这次行动是夏州在一年内第二
次显示它的实力 （请比较■母事变）。作为对党项的让步，后汉朝廷949年
将静州划归定难军管辖，并授予李彝殷中书令的荣誉头衔，而夏州则向后汉
献马作为回报。
当短命的后汉朝溃灭之后，兴起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后继国家，即北汉（951
—979年，位于太原）和后周 （951—960年），其中北汉与契丹有着密切的
关系。党项人李彝殷最初与北汉和后周都保持着交往，但是最后还是正式承
认了后周，与北汉的关系逐渐疏远。为了表示感谢，后周授予李殷彝陇西郡
王的衔号（李仁福早年就曾得到过这个封号），并在954年册封他为西平王，
②
竭尽笼络之能事。 后来，夏州与后周和宋初朝廷都保持了诚挚的关系。962
年，党项首领向开封献马300匹，以表示对宋朝为消灭北汉做出的不懈努力
的支持——北汉最终是在979年被宋朝摧毁的。
在困扰夏州政治局势的本地势力中，最突出的是那些独立的和总是处在
敌对立场的党项部落，这些部落生活在位于夏州东北部的麟州和府州一带，
这里曾经是沙陀的统治区。他们的首领折氏早年是拓跋氏的宿敌，后来又效
忠于宋朝，与西夏为敌。拓跋氏与折氏间的家族世仇绵延不绝，直到北宋灭
亡之后，女真金朝为了协调与西夏间的关系，在12世纪中叶将折氏家族成员
流放到了遥远的山东，他们间的家族仇恨才告结束。①
当967年李彝殷去世时，宋朝授予了他夏王的谥号。虽然自963年起，
朝廷就决定禁止非汉人在陕西西北部沿边地区担任镇将，但是宋朝皇帝还是
②
任命李彝殷的儿子李光叡（克叡）执掌夏州军政大权。然而，权力的平衡还
是在朝着对中央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979年，当北汉灭亡之时，在党项东
部边界沿线，宋、辽之间的缓冲国也就随之消失了，北汉的灭亡使宋、辽及
党项间的形势变得更加不易捉摸。由这些事件引发的李氏内部的危机，在981
—982年的继承权问题上达到了顶点。
② ＇568＇ 《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 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 页。
① ＇646＇ 《金史》，卷128，第2761 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② ＇644＇ 《宋史》，卷1，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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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谋求立国，982—1002年
李克叡死于978年，不到一年，他的继承人相继去世。因为后者的儿子
尚未成年，就由他的弟弟李继捧担任节度使，李继捧的就任显然没能得到其
他氏族首领的赞同。这样就引起了对宋朝态度各不相同的李氏长辈间的不
和，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由于对李继捧继位是否合适存在着争
议，于是李继捧请求宋朝出面予以干预，而绥州的党项刺史则借此机会迫使
李继捧向宋廷称臣。我们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