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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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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 
  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 
  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 
  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 
  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 
  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 
  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 
  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 
  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 
  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 
  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 
  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 
  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 
  的。② 

① 关于庄浪,见'646'  《金史》,卷91,第2016—2018 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  《宋史》,卷 

34,第643—644 页;卷486,第14026 页;'587'周必大(1126—1204 年):《文忠集》,卷61,17b—18a; 
卷149,16a-17a;'646'  《金史》,卷61,第1427 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 
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 
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②  '646' 《金史》,卷91,第2017—2018 页。 
①  '646' 《金史》,卷134,第2869—2870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②  '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 卷,第11—14、28—29 、711—738 页;'381'伊丽莎白·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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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 
  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 
  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 
  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 
  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 
  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 
  订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 
  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 
  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 
  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 
  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 
  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 
  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 
  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 
  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 
  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 
  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 
  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 
  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 
  现实:即西夏、宋、辽 (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 
  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 
  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 
  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 
  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 
  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 
  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 
                 ① 
  大大削弱了。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 
  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 
  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② 
       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自一个世代在党项宫廷 
  中担任史职的党项家庭,作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汉文教师,斡道冲用西夏 

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 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 
439—441 页。 
① 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 

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 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 
 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② 参见本书第229 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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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翻译了《论语》,并加了注释。此外,他还用西夏文写了一部关于占筮的 
  论著——对于党项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吸引力的题目。这两部著作 
  都是斡道冲在世期间出版的,后来一直流传到了元代。在斡道冲去世后,仁 
  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将他的形象画下来,并陈列在各地的孔庙和国学里。③ 
       仁宗这位党项皇帝特别擅长制造舆论,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 
  众形象,在这些方面他与女真皇帝金世宗极为相似。但是金世宗赢得了儒家 
  的赞誉,以“小尧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则作为佛教圣徒广为流传。 
  ④仁宗监督和参与了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开始进行的编辑和修订所有佛教译 
  文的工作。虽然在元代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实际上在仁宗统治的末年,西 
  夏文的三藏就已经完成,并在14世纪尽数付梓。① 
       对于宗教的热情,促使党项皇帝进行了最有说服力和最广泛的宣传活 
  动。在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员,特别是他的第二个配偶罗皇后(汉 
  人后裔),资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欢迎的佛教文献,并在各种庆典场合广泛散 
  施。就佛经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场面出现在 1189年。为了庆祝仁宗继位 
  50周年,在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制了10万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 
  率天经》和5万部其他经典,印刷佛经成了庆祝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 
       1189年是东亚地区变故频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让位,都 
  发生在这一年,所以党项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来慷慨地表明自己对佛陀的感 
  激之情。尽管与女真人偶有冲突,但是在仁宗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部分时 
  间都相安无事。从总体上来说,西夏、金朝一直保待着一种非常诚挚的关系, 
  当然,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小规模的领土争端,在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 
  矛盾斗争,到了12世纪末年,矛盾变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责党项在边市贸易中以无用的珠玉换取他们的优质丝织品—— 
  这使我们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阗使臣带来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场,结 
  果金朝在1172年关闭了兰州和保安和榷场,直到1197年才重新开放。此外, 
  女真对于陕西边境的越境非法贸易也极为不满,并因此而关闭了绥德的榷 
  场。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东胜和环州的边市了。12世纪70年代,干旱 
  和饥荒席卷中国北部地区,而就在同一时期,党项在边界的侵掠活动也日渐 
  增加。1178年,党项人袭击了麟州(这时掌握在金朝手中),从而将他们的 
  掠夺活动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终于重新开放了绥德的榷场,并许 
  可党项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贸易三日的特权。① 
       1191年,一些党项牧人因迷路而进入了镇戎辖境,金朝逻卒驱逐了党项 
  人,但后来反而被西夏人俘虏。而且党项人又设下埋伏,杀害了前来追赶的 

③  '614'虞集: 《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 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 

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 (斡)”拼成了“Kuan (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 
西夏文译本》。 
④ 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 卷,第82 页。关于仁宗敕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1b—12a 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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