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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直线》杂志（它系援引我在《平民》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的字句）看来，布奥伊所以犯错误，不就是仿佛因为他觉得自我牺牲精神是与人的本性相抵触的吗？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平民》杂志所说的正好相反。这里的原文是：“布奥伊先生绝不敌视共产主义理论；但是他把这些理论看作是过于高超的东西。他说，这个制度是以自我牺牲精神为基础的，而在他看来自我牺牲精神则是与人的本性相抵触的，这种情形使他对共产主义有所戒备。布奥伊先生搞错了：共产主义既不需要经常放弃个人利益，也不需要经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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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怎么是：当您极善意地欢迎一切作家和批评家，欢迎反平等和反革命的作家时，而在不久以前您却还欢迎过巴黎的《劳动报》。您说，该报宣布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和当局的朋友，而该报的目的毫无疑义只是要实现艾米尔·日拉丹这样背信弃义地向当局暗示的著名的怠工政策的；结果怎么竟是：您毫无区别地对所有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唯灵论者、唯物主义者，以及您所称作阿贝尔派、巴贝夫主义者，等等，都一律加以责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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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的《平民》杂志的最后一期中，您在抱怨趋于极端的独立和平等的精神。但是，您自以为您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极端分子了吗？您不是想说：“没有我，就没有共产主义者”吗？实质上，正如您在您的《法国革命史》中所说的：“没有罗伯斯比尔，就没有革命！”您是否认为，我们在重犯你们的保护人罗伯斯比尔曾断送革命、曾用自己的幻想代替神圣的哲学、把个人独裁置于原则独裁之上的那一系列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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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您不感觉所有自我牺牲精神、放弃个人利益这些伟大的字眼同你的其他学说和表述不相称到什么程度吗？而您的这些学说和表述，我们在您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平等、相互关系、压制、报应法则……放弃个人利益的世界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世界——都是卑鄙的行为，是非正义和侮辱的世界……如果我倒下去了，我将成为英雄和烈士，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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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要我们的社会法还带有一点点特权的痕迹，只要私有制度还继续存在，所有的人现在和将来都有可能被人收买。现在，贿买是普遍流行的风气。它已成了一切立宪政府的主要手段；Corrumpereetcorrumpisaeculumvocatur①！许多人由于自己的罪过而道德堕落和名位扫地。
①Corrumpereetcorrumpisaeculumvocatur！（拉丁语）——使人腐化和自甘腐化，可谓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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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心和伪善、虚荣心和爱受贿——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平衡！一些可怕而悲惨的真相！一些不得已而加以隐讳的真相！可是在我看来，这些真相却是应该大声宣布的，因为它们会迫使我们去寻求办法来摆脱那腐蚀着我们的邪恶！我深信，由于这种寻求的结果，我们会达到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贿买将绝对不可能，正好与它现在如此盛行的情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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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这一切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关怀共同的幸福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无论他是怎样一个人，而要把希望寄托在原则上；人民只应该归附于真理，而不管真理来自哪一方面。
《公有法典》，1842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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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种生产都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凡是享用社会生产品的人，因而，就必须参加劳动。因为社会，正如我们已经说过那样，是为抵抗一切不利的偶然事件和各种各样落后现象的一种团结一致的联合组织；因为在社会中实行相互服务，实行一切愿望、利益、才能和努力的结合，所以，我们说，由此可见，假如我们愿意服从自然规律，完全实现团结一致的原则，我们就必须先来开始把土地和一切生产品变成为一种巨大的统一的社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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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絮絮不休地武断说，政治的国家是仿照家庭组成的。但是，难道会有一个狂妄到这种程度的家庭，会有一个腐化堕落或丧失理智到这种程度的兄弟社团，竟敢每天把一切东西，甚至把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都作为决一胜负的赌注——以致其中一个社团或两个社团由于运气而获胜，把全部东西赢光，于是获胜者在他们同胞濒于饿死的同时，竟独自享受过分丰裕的食粮，而不会感到不安。难道这种情形是可以想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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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人又发出卑鄙的刁难和喋喋不休的令人讨厌的高谈阔论。说什么在体力、才能、天资上，以及在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方面，人们天生就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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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是为了预防自己免于遭到危险、恐惧和屈从起见，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因而谁都不清楚的不幸事件起见，所以，一开始（每人单独地、大家共同地）就光明磊落地抛开每人所拥有的那些偶然的优越地位，而共同宣布了社会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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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年富力强时期就已经弯腰屈背、身体虚弱和暮气沉沉，宛如荒漠中枯萎的植物一样死去的时候，如果说这不是一种谋害行为，那他们是怎么死的呢？在我们的法典中事实上完全不曾载入这种谋害行为，而且与其把这种谋害行为归咎于人，毋宁归移于事物秩序。这却是一种千真万确的谋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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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医学。这门科学将差不多完全废除。那时，医疗和保健技术将限于大家所熟悉的卫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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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将很高兴地响应工作的领导人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所发出的号召，自由地参加这一或那一农业劳动部门，去从事园艺、农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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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在完全和谐的公有制度下，只要不是把自然、科学和理性的权力理解为独裁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独裁。因此，把那具有一个目标、一种意向：通过最无限制的自由和最完善的制度使人们获致幸福的事，斥责为专制或暴政，这不是愚蠢和狂妄透顶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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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完全属于财富，而政权又完全属于教育；政权把财富和教育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少数人只有在向人民的社会组织的力量让步时，才会放弃政权。
这种特权比荒谬的特权更令人反感，在它还未被直接而有力地打开一个缺口以前，大多数人民便寸步难行——除非人民一跃跳过使他们与幸福隔开的空间。
需要不需要举些例子呢？我很难选择这些例子。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的选举时，发生了多少的丑事啊！
……但是谁能描绘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这些丑恶的场面、这些残酷的角逐、这些令人憎恶的狂欢——未来的议员在黑斯廷斯行动纲领中揭露出来的所有这些下贱无耻和卑鄙龌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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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把投票箱无耻地变成了道德沦丧的导管的法令，能够要求人们表示什么尊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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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从上述一切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实施普选权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丧失运用我们的原则的希望；我们是完全相信有可能运用这些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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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会议的地点和方式，我想现在可以不必考虑这件事。至于召开民族代表会议或全人类代表会议的事，我看不出它会比召开一个公社的会议的事更困难一些。不必象现在这样选举和派遣具有adhoc使命的公民；只要每年选定一个位于中心地点的公社，在那里召开全民族代表会议，另外选定一个位于中心地点的公社，在那里召开全人类代表会议就成。住在这些公社里的任何公民，他们永远都能够履行立法的职能。因此，我再说一遍，社会的组织将简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政治的机器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在走动。教育将具有这样的力量，文化将普及到这种程度，重要的真理将是这样明显而令人信服，以致只有在疯人院里才会找到它的反对者，如果说在正常制度下还有疯人存在的话。
《公有法典》
泰·德萨米著 黄建华； 姜亚洲译
附录二 德萨米的空想共产主义
＇苏联＇维·彼·沃尔金著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德萨米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属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唯物主义派。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他参加过一些秘密的革命团体，其中之一就是在1839年5月组织过起义的“四季社”。1840年，他创办了《平均》杂志，这个刊物看来是与“平均主义工人社”有联系的；他无疑地与《公有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并曾在伯尔维利的第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上讲过话。德萨米在四十年代所出版的许多评论中，严厉地批判了卡贝的和平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德萨米曾一度为卡贝所办的《民众报》撰稿）和拉梅耐的“基督教社会主义”①。1842—1843年，德萨米出版了他的最有名的著作——《公有法典》。他积极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并曾加入布朗基领导的“中央共和社”，还出版了革命刊物《人权杂志》。德萨米学说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公有法典》一书中阐述得最为完备。
①一种社会思想派别，它的代表者企图使基督教教义带上社会主义色彩，并且把基督教描绘成劳动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灾难的唯一工具。——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