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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肼逞浮返�92—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这是1943年初的事，自从1937年日本殖民者强制性地推行“皇民化”政策以来，台湾中文的新文学运动已被迫停止了，赖和也不再从事新文学创作，只在私下里写写传统诗，所以他有“我们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等于白做了”的悲怆。而赖和把鲁迅与台湾新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谈，可见他对鲁迅和台湾新文学的关系是肯定的。换句话说，他肯定自己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是受到鲁迅的影响，而且，一直到死，心中都有鲁迅存在。
依照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德国］姚斯：《接受美学》，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赖和虽然生活在与祖国隔断的殖民地台湾，但始终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他通过在大陆行医、赴大陆经商留学的亲友的邮寄，以及《台湾民报》和日文书刊等多种渠道，了解五四新文学动态，获得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众多的五四作家中，对鲁迅最为推崇，是因为鲁迅的文学真正“进入了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
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中国的脊梁”。他毕其一生，挥动如椽大笔，不断地与专制社会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以强有力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力量，去拯救国民的灵魂。鲁迅的文学不但在内容上是充实的，艺术上是完美的，而且较之他人的文学，更适于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更适于贯注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和审美认识，因而也更适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台湾在历史上以及当时，虽然不断地被侵略者强占，与母体飘离，但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有着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则是相同的。因此，同为中国文化先锋一分子的赖和，与鲁迅就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他是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选择接受鲁迅的。
那是在最严酷的日据时代，赖和痛切地感受到台湾民众所受到的政治上的绝对压迫和经济上的彻底榨取。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直接地参加政治活动，抵抗日本人，保持民族的骄傲；或者向现实低头，训练自己成为“御用绅士”，以求令人不齿的荣华富贵。赖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一条。他一方面投入实际的抗日政治斗争，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另一方面，他以文学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而且，在这条战线上建立了更大的功绩。虽然不能说没有鲁迅就没有赖和的文学活动，但鲁迅对赖和的启发和影响是明显的，杨守愚就认为，赖和不但在创作态度上接受鲁迅，而且在对解放运动的见解上，也完全和鲁迅的主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杨守愚：《狱中日记·序言》，《赖和全集》第3卷第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二、殊途同归：相似的文化价值标准
赖和虽然生活在与祖国大陆割断的台湾，所遭受的殖民宰割更甚于半殖民地下的鲁迅，但他与鲁迅一样，为了拯救国民灵魂，以达到御寇强国的目的，也把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当然，恶劣的环境，繁忙的医务、编务，使他无暇像鲁迅那样，将这种反省遍及中国精神文化的一切领域。同时，由于斗争的残酷、急迫，赖和的一些讲演、发言、谈话，没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再加上日据时期“皇民化”政策的严酷，能发表见解的园地本来就不多，自1937年起，更全面禁用中文，坚持民族立场的赖和再无可能发表作品，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也从此中断，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即便是写成文章，生前无法发表，死后也得不到妥善的整理、收藏。20世纪50年代，赖和又被当局认作是“台共分子”，逐出“忠烈祠”，一直到1984年才得“平反”，不仅本来就不多的资料几乎散佚殆尽，就连赖和这个名字也渐渐不为台湾人所知了。因此，赖和的文化思想不可能像鲁迅那样形成体系，只散见于他的包括作品在内的各种文章乃至谈话记录、别人的回忆中，而且是就某种个别的文化现象发表一点看法。但是，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可以发现，他有着许多与鲁迅相似的文化价值标准和文化发展观。
1。 弱国的隐痛——国民性和殖民地性格
鲁迅常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感到痛心。他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得过做人的地位，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历史，仅仅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状况的交叉更替。而且中国人在这种长期的“非人”文化的浸染下，早已麻木不仁，对自己可悲的生存状态浑然不觉，几乎没有了痛感。鲁迅对这种苟且的生存形式极为愤慨，盼望人们能够醒悟过来，懂得人的价值和尊严，恢复痛苦的感觉，自觉地去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之所以以笔为枪，从事改造人的灵魂的文学活动，目的正在于此。他把这叫作“改造国民性”。
赖和也揭示了中国人尤其是台湾人的生存状态的荒谬性。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一次，他偶然在坟场里看到一块高耸着的与众不同的墓碑，上面刻着“受势压李公”的字样，禁不住要发笑，再一思考，便被哀伤所侵袭，觉得：
我们岛人日据时期，台湾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台湾为本岛，岛人，（即台湾人。）真有一个被评定的共通性，受到强横者的凌虐，总不忍摒弃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它对抗，所谓文人者，藉了文字，发表一点牢骚，就已满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来泄愤，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天大的怨愤，海样的冤恨，是这样容易消亡。“受势压李公”的子孙，也只是这种的表现，这反足增大弱小者的羞耻，读到这碑文，谁会替你不平，去过责压迫者的不是？《赖和全集》第2卷第260—26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他看不惯这种退缩到墓碑上的抗议方式，虽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也极为惨痛，但终究起不了任何作用。
台湾学者施淑认为，这个被赖和称为“台湾人定型的性格”，据他的判断，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那便是所谓的“汉族的遗民”的缘故，也即建立在农业经济关系之上的封建中国文化的影响。它的特性之一是重文轻武，因而即使是用来打发光阴的下棋，也总是文棋（围棋）多于武棋（象棋）。《棋盘边》说：“毕竟是汉族的遗民，重文轻武，已成天性，每夜都是文的比较盛况，武的多不被顾及。”惟其因为是农业汉族的遗民，因而再怎么改朝换代也换不了他们心目中的正朔和习俗，这是日本人雷厉风行的“同化政策”所同化不了的。《不如意的过年》描写阳历新年，街上却毫无节日的气息，只有“那些以赌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朔的名义，已经在十字街路开场设赌，用以装饰旧历化的新年气氛而已。”据施淑分析，对于阳历元旦，赖和虽因它是日本人推行的新年，在情绪上有所抵制，嘲讽那些奉行它的“真诚同化的人家”，但作为新生事物，他是认同的，他的批判主要针对新瓶装旧酒的因循陋习。小说接着说：
说到新年，既为汉民族以上，勿论谁，最先想到的就是赌钱。可以说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构造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闲暇的新正年头，自然被一般公认为赌钱季节，虽表面上有法律的严禁，也不会阻遏它的繁盛。赖和：《不如意的过年》，《赖和全集》第1卷第8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批判是严厉而沉痛的，他之把罪恶的根源归结到汉民族、下贱的人种，与其说是认识错误，不如说是像对待日本新年一样的情绪矛盾。这矛盾的情绪，正表现了在历史巨浪中漂泊的台湾人的失落感及试图认识自己的痛苦，而这正是日本占领期间，背负着汉族意识的赖和及他的一代，无法解决的思想的、感情的难题。一方面，在日本为实现殖民榨取而引进的资本主义科技及由之带动的新世界观的指导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封建中国的蒙昧落后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汉族的遗民，他们同样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批判之余的来自民族感情的隐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赖和的启蒙思想者的性格。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收于施淑著《两岸文学论集》，（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1—130页。
赖和对软弱怕死的“殖民地性格”尤为痛恨，在小说《辱？！》中，他利用旁白作出了有力度的批判：
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这悲哀会消释，能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减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出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赖和全集》第1卷第12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人人都悲哀、苦痛、怨恨、憎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斗争，更罕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