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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浓重的汉族意识，晚年时已逐渐淡薄，继之而来的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觉悟逐渐形成。在30年代，他虽响应黄石辉的台湾话文为创作语言的主张，然而在晚期的作品中，他很少用台湾话文。他仍觉得台湾话文还未成熟，用来写作，有窒碍之处。但是在1991年经林瑞明教授挖掘出土的他未发表的作品《富户人的历史》，却是大量应用台湾话文的小说。从中国白话文到台湾话文，这转折过程，蛛丝马迹可以告诉我们，赖和的民族认同已经摆脱了早期的汉族意识，落实在台湾人为主体的思考上面。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6页。
所谓“台湾话文”，用其倡导者郭秋生的话说，是“台湾话的文字化”，而说白了，就是用台湾话写文学作品。这场运动是1930年黄石辉撰文提出，而在1931年由郭秋生正式发动的，旋即引起一场争论。从表面上看，黄石辉的主张：“用台湾话作文，用台湾话作诗，用台湾话作小说，用台湾话作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黄石辉：《怎不提倡乡土文学》，原载《伍人报》第9—11期，转引自廖毓文：《台湾文字运动史略》，见李南衡所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89页。是有那么点“自主”意识，但也用林瑞明的话说：“在日据时代这是对立于日本意识，而非对立于中国意识。”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33页。
一方面，日本殖民者为了割断台湾与中国的血缘关系，实施愈来愈严厉的同化政策，废汉学，推行日文教育，不仅中国白话在台湾不能应用，连台语也在贬抑之列。1929年底，《台湾民报》先后刊载连雅堂的两篇文章《台语整理之头绪》、《台语整理之责任》，对日本的语言政策大加挞伐。他指出日本人的措施将导致台语日趋消亡，台湾人的民族精神亦将不复存在，这定会对台湾社会造成无比巨大的伤害。他还说台语（闽南话）源自中原，高古典雅，非当代中土白话所可望其项背。连雅堂是台湾旧文学阵营的代表，对代替了文言文的白话文有些抵触可以理解，但他提倡台语的用意在于保存民族语言乃至民族精神，而且仍把台语的保存与寻根意识、爱国情感绾结起来。这正是“台湾话文”提倡者们的用心及目的，郭秋生在他倡导“台湾话文”的文章中，也强调：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
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特色。那么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系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想要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台湾新民报》380号，1931年9月7日，转引自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97页。
这非常清楚地说明，“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台湾人不得不选择‘台湾话文’的用心”。（吕正惠：《日据时代“台湾话文”运动平议》，《台湾的社会与文学》，中正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9页。）
另一方面，包括赖和在内的台湾新文学作家，都把文学视为社会启蒙与抵抗殖民统治的武器。在与祖国隔离的状态下，白话文与台湾劳苦大众的距离太过遥远，当日本统治者连台语都排斥之时，讲统一汉民族语言只能是奢谈；而如果工农民众看不懂，那新文学改造社会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因此，早在1926年1月24日，赖和在《台湾民报》第89号上发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就提出文学语言形式的两项基本主张：
第一、新文学运动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亦即言文一致的问题，其方法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稍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
第二、旧文学的对象是读书人，不屑与民众为伍，新文学则是以民众为对象，亦即是大众的文学，因此即使是苦力痛苦的呐喊，乞丐走唱的词曲，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
很显然，赖和主张以台湾大众日常所使用的台湾方言土语，“去建设言文一致的大众化文学，藉着口语中方言、俚语、俗语的运用，不仅要呈现出台湾的乡土特色，更要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直接打进广大的社会群众中，以达致文章救国的初衷”。（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34页。）
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只发生在台湾，鲁迅当年就曾说过，倘要使中国文化一起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文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帮助“大众语”不断提升：“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地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语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瞿秋白也说：“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言语。既然这样，那么，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言语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成仿吾则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１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出版。如果说，作为台湾人的赖和倡导“台湾话文”就是有“台湾本位考虑”，那么绍兴人鲁迅该不是有什么“绍兴本位考虑”吧？赖和的白话文作品常杂有台语方言、语调，这也成了所谓自主意识的证据，那带着各自方言语调的大陆新文学作品多了，至今也还有京味、海味、陕味、汉味……的小说、诗歌。因此，文学语言形式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台湾所独有，只不过由于台湾沦为异族的殖民地，与祖国隔离，这个问题愈见突出罢了。
两岸真正将“大众语”付诸创作实践的新文学作家，并不太多，赖和虽然不见得是惟一，也定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中的一个，而且较有成就，所以，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李献璋指出：
懒云的作品，使用很多福佬话，十足表现台湾人的感觉，发挥了独特的魅力，不仅引用会话和地方特有的事物名称，充分表现地方色彩，也在叙述、表现全体上，成功引用台湾福佬话的文脉。李献璋：《台湾乡土话文运动》，《台湾文艺》第102期（1986年9月），第155页。
赖和有《新乐府》、《农民谣》、《农民叹》、《相思》、《相思歌》、《呆囝仔》、《寂寞的人生》（歌仔调）等歌谣体新诗，《一个同志的批信》、《富户人的历史》两篇小说，是用台湾话文写成。他写这些作品，很吃力，也很认真。据他的好友王诗琅说，他每写一篇作品，“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5页。）可见用心之深。
他更多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以中国白话文为基调，但人物的对话则使用口语化的台湾话文，例如《归家》中：
是回家后十数日了。刚好那卖圆仔汤的和卖麦芽羹的，同时把担子息在祖庙口，我也正在那边看墙壁上的广告。他两人因为没有买卖，也就闲谈起来，讲起生意的微末难做，同时也吐一些被拿去罚金的不平。我听了一时高兴，便坐到庙庭的阶石上去，加入他们的谈话中间。
“记得我尚细汉的时候，自我有了记忆，就看见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锣，当当地在街上卖，不知有六十岁无？敢无儿子可替你出来卖？”我乘他们讲话间歇时，向卖麦芽羹的问。
“六十二岁了！像你囝仔已成大人，我哪会不老？儿子虽有两个，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能不出来赚些添头添尾。”
卖麦芽羹的扪一扪须，这样回答。
“你！”我转向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会赚钱了，自己也致着病，不享福几年何苦呢？”
因为他住在这条街上，所以我识他较详一点。
“享福？有福谁不要享？像你太老才可以享福呢。我这样人，只会受苦！”卖圆仔汤的答道，又接讲下去，“圆仔赚不成钱，做的零星生意，米柴官厅又当当紧，拖着老命尚且开勿值，享福？”《赖和全集》第1卷第26—2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样的对话，的确使作品生色不少，人物生动、形象、呼之欲出，平添了小说的魅力，且如王诗琅所说，“写下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读得懂的作品”。（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原载《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91页。）
然而，当赖和尝试纯用台湾话文构筑小说的时候，却没能取得成功。《一个同志的批信》发表后，即有人声称读不懂：
这篇的文字和名以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