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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畜生谁愿意做？！”最终与日警同归于尽。赖和并不是提倡这种硬拼的反抗方式，而是赞赏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是台湾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如果台湾的百姓人人都像秦得参那样宁死不屈，日本人盘踞台湾的日子还会久吗？
赖和笔下妇女形象不多，但较有光彩。《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也是少有的作了相貌、性格描绘的一个。阿金从小长得“娇小可爱”，活泼，有一种“烂漫的天真”，而又性情温顺，惹人怜爱；长大后，则“娇媚”、“温柔静淑”。她被卖掉之初，并不知道自己的童养媳身份，十二岁的小女孩，对未卜的前途“怀着极大的不安”，乍离父母膝下，又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
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
多么懂事的孩子，让人发自内心地喜爱，更让人格外同情她日后的不幸。未来的丈夫和公公死去之后，年仅十七岁的阿金接过了养活婆婆和自己的重担，终日辛苦劳作，还赚不着一日三餐，却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让婆婆更加伤心。对租给肥胖丑陋的阿力做玩物，她满心地不愿意，但不忍心让婆婆再受苦，决定“牺牲自己一身”，跳进了这个火坑。在她怀孕被弃后，考虑的不是自己怎么办，而是婆婆会被自己拖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直到她跌进河里爬不起来，知道自己会被淹死，仍记挂着婆婆，记挂着没出世的孩子。这样一个外貌、心灵皆美的少女，活生生被这不公的世道糟蹋、吞噬。人们从这一形象中听到了作者愤怒的抗议。
《可怜她死了》中，还有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阿金的婆婆阿跨仔官，另一个是媒婆阿狗嫂。阿跨仔官人品不错，书中几处提到，她是个“慈祥的妇人”。她对既是养女又是童养媳的阿金，决无寻常小说戏剧中的那般恶婆婆样，而是知道怜惜、善待。可是，她也愚蠢、自私，阿狗嫂几句话就把她说服了，把花一样美好的女孩，租给又老又丑、满肚子坏水的阿力，生生把阿金推进了火坑。阿跨仔官如果真为阿金好，就应该找个好人家的子弟把她正式嫁了，可为了自己有人养，有依靠，竟然变相出卖了阿金，结果，不仅害了阿金，也害了自己。试想，阿金死了，还会有谁来养她呢？阿狗嫂则是旧社会三姑六婆的典型形象。以她的阅历，不会不知道将女孩“”给阿力这样的富户会有什么下场，可她还是昧着良心巧舌如簧，把不幸的阿金们一个个地送进更悲惨的境地。不过，她毕竟不是阿力，还有几分人性，对阿金的死还能“有些伤感”，并对阿力托她再物色一个小女人之举表示些微的不满。
《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很不幸，儿子还没出生，丈夫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当佃农的权利都被地主剥夺了，无以为生。她只好不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道德，听从长辈们的安排，招夫养子。然而，后夫人品不好，也不大顾家。所幸她“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才把儿子拉扯大。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逆境中百折不挠，而且又非常精明，租不到地，宁让儿子打不牢靠的短工，也不让他去给制糖会社当劳工，如同牛马一样。儿子在她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得顺利，她又勤俭持家，还积下些钱来，给儿子娶妻生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中则有一个“另类”传统女性形象——可恶的后娘。她没有人性地虐待继子，逼他在早上天还不亮就上街去叫卖油条，而且是在冷风里穿着单衣，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在小孩被巡警无理地打骂关押之后，她又打骂两顿不让吃饭赶出家门。这个形象，作者没像对阿金那样作正面描绘，也不似写秦得参母亲那样，用叙述的语言交待，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来的。
《蛇先生》中的蛇先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劳动人民朴实、坦率的一面，当别人询问药方时总是坦承没有，并向前来请教的西医吐露所谓蛇药的秘密，并不故弄玄虚，抬高身份；而他也有些“江湖手段”：“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点，不给他们认识，到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不过，他的“神秘”不是他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上的迷信思想使然。
3。 多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知识分子形象，在赖和的人物形象系列里最为多样化。这恐怕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这个阶层最多了解也最易开掘的缘故。赖和笔下，知识分子主要有新、旧两种类型。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科举致仕。在日本人统治下，各级官员自然都由日本人充当。台湾知识分子功名之路既已断绝，做官的机会渺不可期，人生没有远大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旧式教育所养成的保守性格，不易改变传统观念，不去尽自己的所能做些对国家民族百姓有益的事，而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味儿寄情诗酒，游戏文字，用荒唐的生活麻醉自己。
赖和的小说《棋盘边》中有一副对子：
第一等人乌龟老鸨
惟两件事打雀烧鸦
本来的“忠臣孝子”改作“乌龟老鸨”，“读书耕田”改作“打雀烧鸦”。这是对这些人心理追求及生活状态的最好写照，饮酒、狎妓、打麻将、抽鸦片几乎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赴了春宴回来》中的“我”，以圣人之徒自居，实际上也是这种颓废堕落、虚无放纵之辈。赖和对他们持否定态度。
被赖和歌颂的旧知识分子也有一位，那就是《善讼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林先生“了解知识的积极力量，而且能维护知识所公认的真理”。（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他富有同情心，骨头硬，敢于仗义执言，并且有勇有谋。他明知道自己这个账房先生做不了东家志舍的主，可当农民遇到难事，他豁上自己不易得来的养家活口的职业帮助解决，继而为民请命，一面暗中发动群众，一面写状纸层层上告，即使判监坐牢，也九死不悔，“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最终为百姓夺回了被志舍霸占的山林。林先生是赖和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之所以“善讼”，一是百折不挠，二是懂得“须借仗大众的力量”。正像一位大陆学者所说：“这个‘大众’不仅指当地众乡亲，还包括远在海峡彼岸的祖国同胞。林先生最终渡海来到福州才得以胜诉，则寓意深长地表现了台湾与大陆母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郭蕴斌：《赖和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第46页。这样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作者把他的时代放到了清朝——回到以历史为背景的“唐山”，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显现日据下的悲哀，亦即日本殖民统治的冷酷无情。只要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代表们屡次上东京请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治警事件”，便可见微知著了。
新式的知识分子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有积极进取心，有正义感，参加社会运动，努力启发民智，亟图改善现状。赖和的《阿四》、《归家》、《惹事》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新人”。自传体小说《阿四》中的阿四，是作者的自我形象，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又兼具现代文化精神。在他的理想、希望不容于殖民社会之后，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奴才”、“贱民”地位，积极投身到台湾的民族抗日斗争中去，虽历经磨难、迫害而终不悔。像阿四这样的人物在赖和小说中是个特例，其成长、作为指向了作者理想的方向。这证明了作者是自有明确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的，“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艺术观点和思想方向，一厢情愿地把他的某些人物理想化，也不将这些人物间的关系简化，所以故事的发展并不见得要指向一个理想的方向”。（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所以，《归家》中的“我”从学校毕业，发现殖民统治下的家乡，根本就没有自己施展所学的机会，《惹事》中的“我”想发动村人与迹近流氓无赖的警察作斗争，却只能面对无人响应的悲凉。他们空有正义感、同情心，而缺乏行动力。
《一个同志的批信》中的施灰则更糟糕，从作品里看，他参加过社会运动，但已“向后转”，被笑为“落伍者”。过去并肩战斗过的同志被捕入狱生重病向他求助，他想来想去难以决断：拿钱吧，实在舍不得，不拿吧，又怕狱中之人“万一病无死，后日出来，怎有面目好相见？”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用于嫖妓的钱他倒出手大方。施灰的形象是很有代表性的。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为求取个人之荣华富贵，甘为敌人鹰犬，而丧尽天良欺凌同胞的败类外，多数人积极致力于启迪同胞知识、改造社会文化、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自己的活动。然而，“在日本总督府的严密控制下，他们或壮烈殉国，或西遁神州，另谋卷土之计，日久天长，于邑牢愁，有些人难免意志消沉，甚至颓废失志”。（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