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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六百九十三人被送上绞台。这明明是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害，却被说成是宿命，死去的人在他们当初投胎的时候，“已经受到来生最后的宣告，这现实的生，就是赏和罚的结果”。如此，灾祸根源归于鬼神，淡化了殖民者的罪恶，也弱化了人民反抗的斗志——既然是惩罚前生的罪孽，既然是不可抗的鬼神力，那么，还斗什么呢？只能“抱着不安的心，在等待变异的到来”。
这就是赖和笔下“我们地方的故事”。并非他不爱自己的家乡，正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出他对封建官僚和殖民当局肆意糟蹋“我们地方”的那种“出离的愤怒”，以及对民众的不争、迷信由衷的痛心。而这种愤怒、痛心又全用嘲讽、反语的方式说出，比如：
城的营造费，听讲与起圣庙差不多，这真使我不平。要保护这一城蠢蠢百姓的所费，竟和奉祀一个生民未有的圣人相等，啊！这真有辱尊严，犯大不敬，世间岂有此理。
这样的文字在本篇中还有多处，不一一列举。
第三节 广泛意义上的杂性文体——杂文简析
散文，在中国古代与现代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古代，韵文之外的文体均称散文；现代散文则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性的文体。但现代的“散文”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包括多种分支，杂文就是其中之一。而杂文这一概念也不单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杂文，是指“文艺性的论文”。它既有论文的性质，又有文艺的特点，多运用尖锐、隽永而又形象化的语言，通过譬喻、反语等手法来及时地针砭时弊。这样的杂文毫无疑义应归于散文门类之下的。可是，还有一种广义的杂文，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里，因各种文体合在一处而形成的“杂”，与文艺性有否不大相干，并非现代文体概念上的杂文。鲁迅的杂文集中，杂感、政论、随笔、讲演、通信、日记、传记、墓志、序跋、文评、考据、絮语、启事、寓言、对话、广告、表格等等，无所不包，其中有不少并无文艺性，作为散文的子系统就有些牵强。
《赖和全集·杂卷》中，“杂文”一栏与鲁迅的杂文集有同样的情况，十九篇面目各异，有人物传记、杂感、挽联挽词、佛书译文、剧本、政论、序言、趣意书，等等。如果以“文艺性论文”这个概念辨别，这些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杂文。《伯母庄氏柔娘苦节事略》、《一日里的贤父母》、《孙逸仙先生追悼会挽联、挽词》有文艺性，但不是论文；其他能算论文的又缺少文艺性。不过后者多少运用了杂文的某些手段，也就带上了杂文艺术的色彩，把它们作为广义的杂文来看待，未尝不是一种便于我们研究讨论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特点是：
一、政论文所独有的逻辑性
这些文章都具有政论文独有的较为严密的逻辑性，说理透彻，不容辩驳。
如《孔子曰》是用文言写的政论文，从内容看，应是参加新旧文化论战的文章，但似乎没有发表。文中，作者站在“新学”的立场上，反驳孔孟之徒对新文化的非难，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文章对“弃道德，堕伦常者，当尽为新学之人”的说法之以鼻，针锋相对地指出：“而其实乃反是有自谓道德之士，圣人之徒者，口孔孟而心盗贼。”他认为：“盖人心日新，社会时变，以四千年前之道德，而欲范围今日之社会，亦见其惑而已。”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和《谨复某老先生》，是赖和阐述自己的新文学观念的两篇重要文章，很明显是在与某旧文学的卫道者论战。文章针对对方的指责，发现其中的矛盾，予以剖析，揭示出新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以理服人。例如说旧文学的对象在士的阶层，不屑与民众发生关系，且系文人吟风弄月的玩物，亦自不妨简洁典重；而新文学以民众为对象，所要反映的是现社会待解决要紧的问题，不能不详细明白。这就驳斥了对方对新文学“冗长”的攻击。
作者还擅长“以子矛攻子之盾”。“某老先生”显然对新文学中的西学影响表示不屑，以此作为新文学数典忘祖的罪证。赖和在《谨复某老先生》一文中先指出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十分正常、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现象，这是因为，“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而且，“人们心理，不见有多大悬隔，表现方法，偶有雷同，本不足异”。然后，他笔锋一转，说：
若以这些一切，皆可唾弃，唉！想老先生一定尚在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在披阅蒲编竹简，虽有洋痰壶，打算无所用罢！还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老先生也利用到报纸，虽无牛油臭，汽油的臭味固很强，见得势利的套圈，人们是不易逃脱！
拒绝吸收西方的、现代的、进步的文学观念、文学方法，却也在使用西方的、文明的、现代科学的产物，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二、将抽象道理具体化的形象性
从上面所引的那一段，可以看出赖和比较善于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读者可以想见在现代社会里，拒绝进化的老先生弃电灯不用，像老祖宗一般地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披阅蒲编竹简，会是一幅多么可笑的画面。另外，在同一篇作品中，作者把文学遗产比喻为“前人所贻留文学的田地”，说这块田地，“固然广漠无垠，拥有无限宝藏，要不是利用有组织的规模，来垦辟经营，只任各个人一锄一锄开掘去，终见乱草丛生。像台湾一部分富人，只一个钱，亦得不到使用的自由，尚不忍放弃富豪的地位”。此处有两层比喻，一是把文学比喻为田地，把文学活动比喻成种田；二是将经营旧文学比为台湾富人的钱财地位，说明二者的虚幻、无用。这种比喻非常生活化，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赖和还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现象和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情状，插入说理中。比如：
老先生！苦力的奸你娘，虽很随便，不客气，原不是他们的呐喊，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在听惯奸你娘的耳朵里，本无有感觉，却难怪老先生耳重。以上此节内引文皆见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2—9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样就把“老先生”拥旧文学、敌视新文学的缘由及其实质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
三、直面强权的讽刺性
赖和创作的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是其语含讥诮，无论小说、散文都具有深刻的讽刺性。台湾另一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张我军在《南游印象记》中曾写道：“最引起我的兴味的，是懒云君的八字须，他老先生的八字须，又疏又长又细，愈来愈充满着滑稽味，简直说，他的胡子是留着要嘲笑世间似的。”可能是文如其人吧。赖和的杂文是最能体现他这一风格的文体，常常采用摹拟、夸张、反语等手法。
上面两段引文就是摹拟、夸张手法的运用。前一段先故意承认对方排斥新文学合乎逻辑，然后顺着这种逻辑，推论出“老先生”应该去过“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在披阅蒲编竹简”的日子。后一段也是先顺着对方的腔调，说“苦力的奸你娘”，很随便，不客气，然后正色告诉人们，这是苦力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某老先生”长着“听惯奸你娘的耳朵”，暗讽他也是骑在苦力们头上作威作福之人。对这样的哭声，没有感觉，还把这样的台湾当成“理想国”，“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这就是卫道者们的真面目。
反语是赖和最常用的手法。如《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中，有“摄政宫即昭和裕仁天皇，当时还是皇太子。之御幸台1923年来台湾巡游。一面证明台湾统治的成功，一面证明吾们的驯良易治”一说，明明是愤怒以极的控诉，却用不动声色的、甚至赞扬的口气说出，尤见讽刺性。《答复台湾民报设问》则更激烈。《台湾民报》曾设定两个问题向读者征求答案：一、保甲制度当“废”呢？当“存”呢？二、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当“废”呢？当“存”呢？不出半个月便接到三百多个回音，以连温卿为首绝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废除，理由是相当一致而正面的，即以“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榨取”、“专制时代遗物”、“侵害农民利权”、“不合时势的制度”、“束缚人民的自由”，而赖和却相异其趣地主张保存。1926年1月1日《台湾民报》第86号上将具有代表性的答案发表出来。赖和的回答是：
一、保甲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们生有奴隶性，爱把绳索来自己缚束，若一旦这个古法废除，则没有可发挥我们的特质。
二、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是资本家饲的走狗，若这特权丧失，连我做走狗的，恐怕也没有饭处。
谁都可以看出，这是用反讽的手法，不仅将殖民统治的真实面目公布于世，而且抓住了保甲制度和奴隶性、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和资本家饲的走狗这两组不同事物或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其效果比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