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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1927年1月3日，赖和当选为新文协临时中央委员，此后一直到1931年文协被禁，赖和都是新文协的代表员（评议员），还于1929年11月3日；在新文协第三次全岛大会上任副议长。1928年3月，新文协的宣传机关《台湾大众时报》创办，赖和既是出资者之一，又参与实际运营，任监事兼特约记者，并于当年5月，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散文《前进》。
与此同时，赖和也是民众党的重要成员。1927年5月29日，赖和出席林献堂等人组建的台湾民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后因总督府的阻挠，民党被禁，7月10日；在民党的基础上；修改了章程中遭总督府忌讳的内容；成立台湾民众党，赖和任该党干事。8月31日，赖和与民众党成员林笃勋、许嘉种、杨家诚等在彰化共同发起政坛演说会，排解了会上两派之间的冲突，收到很好的成绩。1928年3月9日，民众党彰化支部举办自治制度改革政坛演说会，赖和以《我们的政治要求》为题作了演讲。1931年1月16日，赖和出席民众党彰化支部党员大会，并担任议长。
赖和同时隶属于新文协和台湾民众党；客观上是他对台湾社会运动的贡献，他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成就，使两派都觉得他不可或缺，都接纳他；在主观上，则是他强烈的民族意识所致。赖和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更倾向于支持工农进行阶级运动。因为他在实际斗争中，愈来愈认识到，单纯的民族运动，并不能真正使工农大众得到解放，而世界性的反帝潮流——社会主义，也使他懂得只依靠地主资产阶级搞合法运动，不可能推翻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是，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既有原则，也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他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异民族的日本统治者，而台湾抗日阵营内部左右两派应该是兄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作为被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不管短期目标——争取政治地位的改善，或长期目标——设法摆脱日本的统治，都是应该努力的方向。他并不一定有“统一战线”的思想觉悟，但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对文化协会的分裂感到痛心，认识到兄弟阋墙，分散了抗争的力量，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以他同属两派的身份，尽量减少彼此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并由于他在彰化地区的影响力，无形中起了削弱总督府分化策略的作用。
此后；两派内部各自纷争迭起，再度分裂。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所致，更是总督府的分化策略的恶果。对这种派系间的斗争，赖和没有参与，尤其是对极左或极右的活动，他都没有沾边。当然，他并非折中主义，他有自己的观点、倾向，也毫不掩饰，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各派人士之间保持旧有的关系。例如，他与王敏川私交甚好，1930年，他弟弟赖贤浦还娶了王敏川的长女，可王敏川与连温卿决裂后组织台湾赤色救援会，赖和就没有加入，对与连温卿并称“连杨反干部派”的杨贵（杨逵），还照顾提携有加。同样，民众党内部，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不满于该党在蒋渭水的领导下逐渐左转，使“民众党的政策显然有迁就阶级斗争的倾向”
，（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471页。）因而退出该党另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赖和亦没有跟随，可他在1933年由蔡培火主其事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第十五次（即最后一次）请愿活动中，与洪元煌共同担任中部请愿签名书的收集人。可见，赖和为人行事是不论好恶亲疏，凡是对抗日有利的人与事，他都予以支持。
第二章“奶母”与奠基者——赖和的新文学道路
台湾新文学运动肇始于日据时代后半期。它既上承祖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绾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又以更新文化、开启民智、激发民族意识、抗击异族统治为己任，成为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赖和正是其领军人物之一。赖和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推动者、“奶母”，“只要是为了台湾的新文学得以发展，为了作品的品质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辞的”。（杨守愚：《赧颜闻话十年前》，《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他所从事的新文学运动起初正是以文化抗日运动的一个分支队伍的姿态出现，而他从事新文学活动的初衷也正是以此为武器，“这一支以文字写作作为武器的运动，因为性质特殊，后来一起发展壮大，而且还摆脱从属的地位，纯站在文学的立场，发挥它的功能”。（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6页。）赖和所倡导的台湾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他以文学解剖社会，吐民心声，为百姓解精神之苦；同时，也揭露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的丑恶面目，抗议他们鱼肉人民、为非作歹的暴行，唤醒人民的反抗精神。因此，对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赖和是叛逆者，是毫不妥协的抗议者。
第一节 忧时亦有枕戈心——新文学理念的创建
赖和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他的新文学理念是通过参加新文学运动和“新旧文学论争”表达出来的。一般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从“新旧文学论争”开始的，而这场论争是“1920年7月先由白话文运动发其端绪，至1924年4月张我军出而引燃全面战火，达于高潮。论战直延到1942年2月才告平息，其时间之长几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相终始，影响至为深远”。（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页。）
1924年4月，远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身受五四思潮的洗礼，眼见得台湾议会设置运动横遭挫败，而岛内诗社林立，诗人们沉湎于毫无意义的“击钵吟”，如此欲求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于是以“文学清道夫”自居，写下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痛击旧文学的弊害，呼吁大家“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旧文学论争，同时也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在这场论争中，赖和始终是与张我军同一战线的。他有关的文章不多，计有《答复〈台湾民报五设问〉》、《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台日纸：指《台湾日日新报》，总督府的机关报。）《谨复某老先生》、《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等篇。这些文章，多为有针对性地回答某个问题或批驳某种谬误，观点比较零散，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但也鲜明地传达出他颇为重要的新文学理念——为社会、为民生。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文学须适应时代的需求
旧文学属于“既往时代”，虽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眼下严酷的被殖民社会里，旧文学只能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用——“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即使“遁迹山水之间，忘形花月之下”，比向殖民者摇尾乞怜之辈略微高明，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样的卑怯、无能，怎么可能做到“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欲致之三代”呢？（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9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何况，旧文学久已衰颓了，其原因“是在他的至上理想，只专一地在过去内去找寻，而不在生机较高的未来中去找寻——尊礼传统之高如尊礼宗教的教义——繁富的想象力让位于鲁钝的智能，粗疏的形式代替了活动的生命，规律和经典代替了创造力”。（这可能是赖和的读书笔记，见《赖和全集》第2卷第22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把这种艺术观奉为神圣的“旧文学大师们”，只能创作“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二、融中原文化，沐欧美风雨——文学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赖和虽然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有着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他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他说：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淘化，词彩上添些美质，后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即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中原文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地区文学的新鲜血液和有益滋养而发展起来的，向别民族文学学习优长，正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如果不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进化了，范围扩大了，而精神生活内容充实了，眼界拓展了，就不可能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会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些，正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文学有“西洋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