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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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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这些,正是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文学有“西洋风味”、“牛油臭”,正是中国文学的进化。既然人们的生活已经现代化了,固守旧文学阵营的“某老先生”也利用到“汽油的臭味固很强”的报纸,(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那么,“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同上,第92页。)则是必然的了。 
  三、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新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赖和认为,“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家是以“民众为对象”,以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为宗旨,其作品“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所以,新文学“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描写对象是社会生活,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6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同③,第90页。。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是既有的事实,将其描写出来,也是艺术。这正是新文学才能克竟的功能。 
  四、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功利性 
  赖和注意到了文学的功用,他说:“吾们要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须要脱出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创造文化生活才能够达到。”赖和:《未命名(吾们)》,《赖和全集》第2卷第20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而新文学则更具有社会功利性:“我们是要唱道(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赖和全集》第2卷第20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新文学的宣传作用、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接受对象主要是民众,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人们”同②,第206页。。因此,“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8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像老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语曲,都有其文学价值,“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的诗歌之下”同③。。新文学因为包含了这些内容,才愈有普遍性,愈见着精神和热血。 
  五、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台湾新文学的性质 
  认为“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渐烈”是近年来台湾发生的不容忽视的重大事情,而台湾的文学革命即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受世界潮流的冲击,更是始终追随着祖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脚步。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在时间上是紧随在大陆新文学运动之后,在其发展的步骤上,也和大陆新文学运动并无二致,由提倡“文字的改革”开始,继而进入“文学的改革”,因此,有人断定,“它的发轫,殆是原原本本抄袭五四后的文学革命运动”王诗琅:《台湾·祖国的文化交流》,原文发表于1949年7月《新希望》第20期,引自张良泽编《王诗琅全集卷九·台湾文学重建的问题》,(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页。,甚至“更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6月版,第544页。。赖和尽管没有说得这样明白,但毫无疑问,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所以在《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一文中,才会有“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脏物”之说。这里的“创作”是“创造”之意,赖和认为台湾新文学不是台湾本土的创造,而是输入品。有人根据同一篇文章中“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一说,歪曲赖和之意是说台湾新文学所输入的是“西学”,而非中国新文学。事实上,这句话中的“新文学运动”并不特指台湾,而是泛指中国,这只要对照下面一节谈旧文学,提到先秦、楚辞、汉赋、唐、宋、汉民族、汉人种,等等,就很清楚了。而再下一节,谈到“现时的作品”,特地加上括号里的“台湾”两字,说明这里是特指。赖和本人,也是在祖国新文学运动的辉煌成果的鼓舞下,拿起笔来开拓台湾新文学天地的。他说:   
  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明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七十二生”应为“四十二生”之误,是英文centimetre的音译。这段话来自陈独秀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革命论》,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激情地高呼: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不容否认,赖和受陈独秀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不少论者都认为,赖和在与反对新文学者的辩论中,一再强调进步的文学观,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合流的。这是有根据的,可以用赖和的原话作为佐证:“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来辩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赖和:《谨复某老先生》,《赖和全集》第3卷第9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这是在与“某老先生”辩论文章结尾处所写,意思很明白,自己与“某老先生”的争论内容,已在中国新文学讨论时期涉及过,所以,无须多费口舌。这亦证明了,在赖和心目中,台湾新文学与大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同辙合拍的。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用杰出的创作实绩艰苦地拓荒,另一方面也颇为重视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其观点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但亦不失成熟、稳健,很有说服力,为新文学在论争中战胜旧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  
  怜悯和叛逆是赖和个性的基调,也是以后他从事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赖和的胸膛里,有一颗同情弱者的慈悲心。王诗琅说:“他同情弱者。他是看见了贫困的人们悲惨的生活就不禁叹息的人道主义者。”王诗琅:《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台湾时报》201号,1936年8月。他对穷苦病人的不吝救治,正是出于此,而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以殖民地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但赖和并不仅仅是叹息。 
  我们知道,台湾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据1895年日寇强占台湾已经二三十年。在此之前,丘逢甲、唐景崧、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等人不断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遭到失败,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确立,统治力量遍及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台湾“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仍然如故”。(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发展——代序》,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275页。)由于日本统治者交替使用剿抚并用的殖民政策,台湾人民的武力抵抗此时早已平息,可抗日民族运动并未停止,只不过转换了斗争方式,进入了非武力反抗的第二个阶段。新反抗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多种多样,有政治运动、启蒙运动、妇女运动……而最先最引人注目又是最有成效的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则又是新文化运动相当重要的一环。 
  早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与政治运动、文化运动融为一体的,拥有共同的队伍、共同的阵地,属于共同的社团。如台湾议会期成同盟、台湾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团体,而《台湾民报》(及其前身)也是这种性质的综合性刊物。这点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开拓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参与这些团体的知识分子,因忙于各项政治、文化活动,多无暇顾及这种“缓不济急”的文学创作工作。纵有少数涉笔者,也是把文学看成是工具,欲藉此推展政治、文化运动。所以,“此期的文学是附庸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及民族开放运动之下,并非纯粹的文学运动”。(黄得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台湾)《大学杂志》1974年11月第79期,第28页。) 
  从1931起,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开始低落,渐渐走入低潮。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台湾,殖民当局也加强了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大举搜捕台共分子,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合及台湾工友总联盟一蹶不振,台湾文化协会也被迫解散。左翼的社会运动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全面的压制而无从开展,新文学运动遂成为代替社会运动的惟一出路。据当事人张深切在其自传《里程碑》中说,1934年,赖明弘和几位朋友劝他“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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