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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肿块竟然是个游走脾，这是内脏下垂造成的。内脏下垂到这个地步，说明腹肌太薄弱了。于是我又告诉她，再下一步应当是喝牛蹄筋汤！
⑥把宫外孕误诊是绒癌。病人女性，1956年出生，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员，已婚。1986年3月18日末次月经。4月23日开始阴道出血，量少色黑。5月10日阴道又出血。在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妊免试验阳性；子宫诊刮发现蜕膜组织；三次检测促绒毛素，均大于正常值；B超检查发现右下腹出现4×3厘米肿物。临床诊断：绒癌并发右侧卵巢转移。即给予化疗。第一次化疗后的第八天，病人突然剧烈腹疼。又到另一家医院急诊，B超发现有腹水，抽腹水是鲜血。怀疑是内出血，即剖腹探查。打开腹腔一看，原来是右侧输卵管宫外孕。这是哪儿和哪儿的事！诊断的错误，险些把病人的命要了。
⑦把肺结核球误诊是肺癌。病人女性，1926年出生，北京市西城区家庭妇女。1987年7月3日，受凉后发热、胸疼、咳嗽。在北京一家医院X光透视，发现右上肺肿物，怀疑是肺癌。第二天，家属即领着病人到北京另一家医院就诊。CT检查发现右上肺肿物6×6厘米，癌胚抗原CEA大于正常值。于是确诊：肺癌。给予导管化疗。一次化疗之后，病人胸部疼痛难忍。决定改用中医治疗。花了6万多元人民币，买了一些现代高科技中成药；吃了之后，病人极度衰弱，卧床不起。
1988年11月2日，家属拿着病例资料找我咨询。我仔细看最原始的片子，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光滑的肿物；再看最近拍的片子，也是一个非常光滑的肿物；而且两者直径是一样的。如果是癌症，那么直径大于3厘米，肯定会转移，可是这个肿物至今没有转移。尽管血检癌胚抗原CEA大于正常值，也不能排除其他抗原物质的干扰，更不能只凭一项指标就肯定是癌症。而应当考虑是结核球。为什么化疗后疼痛加剧呢？是毒药伤害了正常组织。
于是我告诉家属不是癌症，而是结核球。想不到家属急了，说：“人家医院是国家医院，有CT报告，有验血报告，不会胡说八道吧！您就按照癌症治吧！”我笑了：“这个病人是你亲妈，还是后妈？”他不解地说：“是我亲妈呀！”我说：“既然是亲妈，就别胡折腾。先用加味开胃汤、牛蹄筋汤，把你妈养壮实再说。那些中药别吃了。”他又说：“嘿，那些药多贵呀！不吃，可惜了的。”我说：“扔了是可惜。那么你吃吧，反正什么病也治不了。”看见家属还是犹豫不决，我说：“你要是不放心，就到结核病医院去。就说你妈是老结核，来复查。看大夫怎么说。”11月8日，家属来电话说：“真让您说对了。我领着我妈去北京结核病医院，说老结核复查。您猜大夫说什么？巨大结核球！”怎么治呢？还是开胃汤、牛蹄筋汤。可是病人超过三个月不出现饥饿感，最后活活饿死了。
结核病是古老的疾病。公元前5世纪，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用消耗性疾病命名结核病。中国汉朝名医张仲景用虚劳命名结核病。在四千多年前的埃及木乃伊身上的腰椎结核钙化灶，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身上的肺结核钙化灶，都说明结核病是古老的疾病。但是医学家发现，在18世纪以前，结核病没有大流行，可能是当时人们以肉食为主，而且人口流动性很低。结核病的大流行，是从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由于大量农民移居城市，人口密集了而畜产品少了，挣钱多了而营养不良了。例如，1801年，英国结核病的死亡人口，占总死亡人口的30％以上。
但是肺结核，尤其是不典型的肺结核球，与肺癌很难区分。对于西医来说，这是必须区分的，如果误诊就要治死人。然而对于中医来说，两者都是血热妄行，治法都是一样的；因此中国人过去不怕结核病。
可是现在结核病在中国非常多见，据说已经有450万患者，而且每年新发病人150万，肺外结核也非常多见，因此把结核病与癌症混淆的病例太多了。但是中医认为结核病与癌症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其区别就在于结核病不必终生治疗。
⑧把扭曲的肝门静脉误诊是肝癌。病人男性，1911年出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顾问。1988年3月3日，在北京一家医院例行体检时，发现肝区非均质性肿块2×2厘米。怀疑是肝癌。有脂肪肝病史，可是血检正常，也没有不适的症状。
家属不相信西医，把我叫去咨询。事先秘书嘱咐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我一见老头子，就发现他满面红光，哪里像个病人呢？吃饭很能吃，不吃饿得慌。仅凭这一点，就能否定癌的诊断。可是西医凭什么诊断是肝癌呢？只是一张CT片子！于是我仔细看CT片子。这个肿块不规则，好像是个三角形，但是没有毛刺。这是什么东西呢？我怀疑这是一段肝门静脉扭曲造成的。只有让肝脏充血，才能克服门静脉的扭曲现象。怎样让肝脏充血呢？使用压颈试验！就是压迫颈浅静脉，造成肝脏的充血。不过，对于老年人来说，压颈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我把试验方法跟老头子说了，老头子还没说话，秘书赶紧说：“这得跟保健局打个招呼。”老头子不愿意了，对秘书说：“这点儿事报上去，不知猴年马月才批下来。你把大夫找来，咱们说干就干。”。
于是我和大夫准备了氧气瓶和抢救措施，在B超监测下，进行了压颈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如果肝脏不充血，那么肝区就会出现肿块。而如果肝脏充血，那么肝区肿块就模糊了。也就是说，这个肿块是一段扭曲的肝门静脉；这段肝门静脉在肝脏充血的时候，能够被挤压伸直。这种情况经常见于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这是美国临床影像专家发现的。老头子笑了，声音洪亮地说：“这叫什么肝癌？这叫反动派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现在什么都是癌，你说邪门不邪门！”
⑨把肺肉芽肿误诊是肺癌。病人男性，1934年出生，北京顺义县木林乡农民。于1990年9月，出现低热、胸疼、咳嗽、咳血丝痰。在北京一家医院拍CT片，发现右上肺肿物5×3厘米。怀疑是肺癌。10月17日，病人到北京另一家医院就诊。CT检查发现右上肺肿物5×3厘米，纵膈淋巴结转移，血检癌胚抗原CEA大于正常值。于是确诊：肺癌。即给予化疗。四次化疗之后，依然低热不退，改用中医治疗。吃中药之后，病人出现厌食症，卧床不起。
1991年4月3日，家属电话找我咨询。我告诉他，先喝加味开胃汤、喝牛筋汤。两个月之后，病人食欲迅速好转，但是依然低热不退。不是下午低热，而是一天到晚都低热。那么这种热型就不是癌症特有的吸收热，而是感染！于是我让病人去做支气管镜。北京一家医院的支气管镜活检报告是：坏死性肉芽肿。怎么办？喝加味开胃汤、喝肉汤，再吃一点儿和风散。那么怎么解释纵膈淋巴结转移呢？无中生有！那么怎么解释血检癌胚抗原CEA大于正常值呢？胡说八道！
⑩把脑血栓误诊是脑胶质细胞瘤。病人男性，1957年出生，辽宁省沈阳市客车制造厂职工。1998年9月，出现头疼。在沈阳市一家医院拍CT片发现脑内肿物，即到北京一家医院就诊。这家医院确诊是脑胶质细胞瘤。即给予伽玛刀照射。术后出现脑水肿。在抢救过程中，病人出现厌食症，卧床不起，逐渐衰竭而死亡。1999年4月6日，医院尸体解剖证实：脑血栓。
我曾经把良性肿瘤，误诊为恶性肿瘤。
1977年，打倒了四人帮，我31岁，当了甘肃省水电工程局职工医院的副院长，戴上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的帽子，身边拍马屁的人多起来，自己也变的傲慢了。然而一场医疗事故，使我感觉自己的知识太肤浅。
病人女性，1944年出生，甘肃省水电工程局职工大学教员。1977年12月3日，因右膝外侧股骨髁肿块疼痛入院。X光拍片显示，骨质破坏，怀疑是骨肉瘤。医生会诊时，我决定先手术切除，再用中药控制转移。病人同意，家属同意，医生们也同意。手术我主刀，先取活检，病理科快速组织学报告：骨肉瘤。于是做了右大腿截肢术。术后准备吃中药。
不料，病理科内部发生了争议。有些人认为不是骨肉瘤，而软骨瘤。这还了得！骨肉瘤是恶性的，要截肢，要肺转移，要死亡！而是软骨瘤是良性的，不需要截肢，没有肺转移，不能死亡！两者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于是家属拿着组织切片，到兰州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去确诊，结果一致报告是软骨瘤！更奇怪的是，我院病理科的骨肉瘤报告，也偷偷地换成了软骨瘤，其险恶用心就是说：“你刘弘章的手术是错误的。”眼看一场风暴就要闹起来，可是病人家属拿着我院病理科骨肉瘤的报告。因此家属告的是病理科，而不是我。最后由医院出面解决一切问题。
父亲知道之后，讽刺说：“31岁当专家，呵！了不起啦。呸！你差得远啦！你爷爷31岁，被蒋中正说成是国宝，那真有两下子。现在谁说你是国宝啦，你是一个活宝。好好一个大活人，让你把大腿给卸了，你真行。你真不是东西。病人能吃能喝，哪来的癌症？”
是的！教训是深刻的：“病理报告不是绝对可靠的。”。回想这个病人，发病的时候，饭量很大，没有饥饿感下降的问题。我怎么没有耐心观察一个月呢？我为什么不用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为什么急急忙忙做手术呢？我真是蠢透了！
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误诊癌症的现象呢？
误诊癌症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便是欧美的大医院，也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1994年的《美国医学杂志》曾经激烈地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