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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要召用海瑞，下面阻挡的官员总得给皇帝一个面子，就这样海瑞去世前两年，做了南京右都御史。没实权的他只能对手下的官员严格要求，可人家不能像海老爷那样过日子。一个御史喝酒时请伶人来唱曲，这在当时太正常了，委实算不了什么。可海瑞照着两百多年前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规定，要对这人实行廷杖，这吓坏了南京所有的监察官员，大骂这老头太死脑筋了，如果都按太祖的成法来办事，当时的皇帝、百官都不合格，都要受处罚，于是有个御史房寰先发制人，上疏弹劾海瑞。海瑞因此乞休未被批准，直到辞世。
海瑞这样的官员，哪怕皇帝欣赏他，也不能在政坛有所建树，因为皇帝得依靠更多的文官来维持帝国运转，最高统治者想用而不能用，这何止是海瑞个人的悲剧。道德是救不了国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评价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这里既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死后的海瑞享有大名，四百多年来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不同时期屡屡被赞美被怀念被争论。当人们还不能平静地对待海瑞时，只能说明政治生态和海瑞在世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一件对后世产生恶劣影响的事，皇帝用私人武装去干涉司法。
尽管在帝制时代，朕即法律，皇帝言出法随。但在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程序，严格地按照《大明律》审判，皇帝不能随随便便干涉个案。因此皇帝办事很不方便，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万岁爷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真没办法。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俩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如太监去管理，这些人只听命皇帝本人，可以自行侦缉、逮捕人犯，关进不由刑部控制的诏狱。但这类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案子还得交刑部等法司处理，锦衣卫和东厂不得干涉。
这一年十一月，大兴县县令王偕得罪了太常寺。今天的北京大兴县和明朝的大兴县名虽同而管辖地域不一样。明朝的北京城城内由两个县管辖：大兴和宛平。大兴县衙在今天的东城区，现在做了东城公安分局的办公场所。至今还有条胡同叫“大兴胡同”，笔者曾在这个胡同一个大院里住过三年，据说那个大院是明朝大兴县官员的私邸，也许这位王偕老爷和他的妻妾就在里面住过。县令在外地是百里侯，威风凛凛，可在京城，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演员——乐舞生放肆，被王县令给打了几鞭子。当时的伶人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王县令的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敢藐视朝廷大员的权威么？太常寺控告王县令，罪名很好找，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这个帽子很吓人，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审讯。这本是件很小的案子，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这就是不放心刑部审理，派人干涉司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干脆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添枝加叶地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是强词夺理，刑部官员所争是维护独立审判的制度。
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监察局长认为孙主事被处罚不公平，上疏说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严尚书时允许校尉听审，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几个法警，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反而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其他言官一窝蜂上疏和皇帝争辩，请皇帝尊重祖制。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到了万历后期以及熹宗朝，锦衣卫、东厂派人监控刑部审判、干涉司法已成惯例，魏忠贤就是因此才能很方便地害死诸多东林人士。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中国人喜欢夸耀汉唐气魄，唐代的强盛，主要是在太宗李世民之治下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也是除了缥缈的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外，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唐太宗在位时政治如此清明、国力空前强大，史家归功于他的虚心纳谏。在中国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宗手下有一个敢于直谏的诤臣魏徵，而且也熟悉唐太宗把魏徵喻为一面镜子的故事。
可以说，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纳谏和直谏的关系，是中国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以后的所有王朝中，读书人动不动就拿唐太宗和魏徵来提醒、要求正在台上的皇帝。历史，在中国人中手中，从来就是现实政治中的资源。而对唐太宗、魏徵这对样板君臣，一般的皇帝尽管做不到，但口中还得对两人的功业和品行进行肯定，若不这样等于公开否定了用以立国的儒家价值观。
而万历帝则不然，十六年（1588）的二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否定了李世民和魏徵。他让太监张诚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这本书也是历代帝王治国的宝典之一，问申时行：“上问先生，魏徵何如人？”申时行当然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回禀：“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是个贤臣。”
在太监的转述中，万历帝和申时行开始了“辩论”。他说：“魏徵先事李密，后事李建成，又事唐太宗，忘君事仇的人，不是什么贤臣。”
接下来申时行为魏徵辩护，饱读经史的他自然从历史中找论据，说如果用大义来责备魏徵，陛下说得不错。但他最后事唐太宗能尽忠。并举管仲先事齐桓公的政敌，后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称管仲为仁。太祖开国时，刘基等人都是元朝的旧臣。
有理有据说得万历无话可说，于是他接下来否定李世民，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唐代“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事太宗、高宗父子的史实后人皆知，这下申时行只得说，唐太宗于伦理又亏，而且闱门也多惭德，但虚心纳谏为帝王盛美之事，所以后人称赞。他顺便给万历送上一顶高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是最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意思是说唐太宗既然不行，陛下就应该超越他。万历能否定唐太宗，却不能否定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不愧是状元宰相！
最后，万历帝坚持自己对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经筵中停讲了《贞观政要》。
我们不能将万历、申时行之间的辩论看成一场普通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万历帝否定这两个公认的样板君臣，大有深意。因为他已经被群臣蜂拥而至的直谏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些文臣俨然以魏徵自居，当然要求万历帝学习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万历帝干脆从道德上否定这二人，让群臣的历史武器失去光泽。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1）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