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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2）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高高扬起，轻轻地拍一拍；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往死里打。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对万历帝和张居正而言，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一个愤青的成熟（1）
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着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