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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