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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啦！阿米尔少爷，太棒了！”哈桑笑逐颜开。
“你喜欢它吗？”我说。得到第二次称赞，真是太甜蜜了。
“阿拉保佑，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哈桑说，“全世界的人都读你的故事。”
“你太夸张了，哈桑。”我说，不过很高兴他这么认为。
“我没有。你会很伟大、很出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接着他停了一下，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他想了想，清清喉咙，“可是，你能允许我问个关于这故事的问题吗？”他羞涩地说。
“当然可以。”
“那好……”他欲言又止。
“告诉我，哈桑。”我说。我脸带微笑，虽然刹那间我这个作家心中惴惴，不知道是否想听下去。
“那好吧，”他说，“如果让我来问，那男人干吗杀了自己的老婆呢？实际上，为什么他必须感到悲伤才能掉眼泪呢？他不可以只是闻闻洋葱吗？”
我目瞪口呆。这个特别的问题，虽说它显然太蠢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无言地动动嘴唇。就在同一个夜晚，我学到了写作的目标之一：讽刺；我还学到了写作的陷阱之一：情节破绽。芸芸众生中，惟独哈桑教给我。这个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的哈桑。有个冰冷而阴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很好……”我开口说，却无法说完那句话。
因为突然之间，阿富汗一切都变了。
第 五 章
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大地微微抖动，我们听见“砰——砰——砰”的枪声。“爸爸！”哈桑大声叫喊。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远比其他人来得恶毒。实际上，人们用“巴巴鲁”来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鲁，你今天吃了谁啊？哦？来吧，巴巴鲁，朝我们笑一笑。在那些他觉得特别来劲的日子，他会加油添醋：喂，你这个塌鼻子巴巴鲁，今天吃了谁啊？告诉我们，你这头细眼睛的驴子！
眼下他正双手放在背后，用那双胶底运动鞋踢起尘灰，朝我们走来。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说，摆摆手。“苦哈哈”是另外一个阿塞夫喜欢用来侮辱人的词语。他们三个都比我们大，看到他们走近，哈桑躲在我后面。他们站在我们面前，三个穿着牛仔裤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双臂抱胸，脸上露出凶残的笑容。我已经不止一次觉得阿塞夫不太像个正常人。幸运的是，我有爸爸这样的父亲，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阿塞夫对我不敢太过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扬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说，“巴巴鲁可好吗？”
哈桑一言不发，在我身后又退了一步。
“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小子？”阿塞夫说，脸上还是带着那副邪恶的笑容，“国王跑掉了，跑得好！总统万岁！我爸爸跟达乌德汗相熟。你认识他吗，阿米尔？”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说，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达乌德汗去年还在我家吃过晚饭。”阿塞夫继续说，“怎么样啊，阿米尔？”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地高声求救，会不会有人听到？爸爸的房子距这儿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们留在家里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达乌德汗到我们家里吃晚饭我会对他说什么吗？”阿塞夫说，“我会跟他稍作交谈，男人和男人的交谈。将我跟妈妈说过的那些告诉他，关于希特勒的。现在我们有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一个志向远大的男人。我会告诉达乌德汗，提醒他记住，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业，这个世界会变得比现在更好。”
“我爸爸说希特勒是个疯子，他下令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我来不及用手捂住嘴巴，这话已经脱口而出。
阿塞夫不屑地说：“他说的跟我妈妈一样。她是德国人，她本来应该更清楚。不过他们要你这么认为，是吗？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隐瞒了什么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我又希望我抬起头就能看见爸爸朝山上走来。
“但是你得读读那些学校里面看不到的书。”阿塞夫说，“我读了，令我茅塞顿开。现在我有个抱负，我要将它告诉我们的总统。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他终究还是说了，阿塞夫总是自问自答。
他那双蓝眼睛望着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