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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准：“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前，西方与东方的强国之间必将要决一死战。这种看法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仗何时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另一些人却希望利用日本的军事优势对其邻国实行对外扩张计划，他们之间竟相争夺扩大影响。扩张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限制个人财富、资产国有化并主宰亚洲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观念燃起了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少年气盛，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们，并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权力。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和，但他们却认定有同一使命：他们相信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对欧洲人报仇雪耻并称霸亚洲，为此他们要彻底改造现社会，并清除一切官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
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温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化的步子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最终没有进行。1932年，一群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他们未能实施戒严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武装政变并要了几个政治家的命。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的商业区陷入了3天多的瘫痪状态，但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其首领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以死刑。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中行事更为谨慎的人们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这个事实，即这些人在当时也同样具有许多青年军官的狂热思想：称霸亚洲是日本的权利。
日本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就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从于日本要求的中国正在探索强国之路，这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认为必须赶快履行他们的“使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确在使自己从一个分裂的帝国变成一个努力奋斗的民族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打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废除外国列强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其奋斗的目标。由于蒋的运动声势浩大，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即所谓“满蒙”地区）的利益。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否则中国将强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军方在政府的赞同下，开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国的事务。1928年由于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拒绝与日本人全面合作，他们就策划了暗杀他的行动。这次谋杀使中国人民极为愤怒，他们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妄图挑起事端，当这场爆炸没有达到使一列特快列车出轨的目的后，关东军却打死中国守军，并向世界舆论反诬中国有意搞破坏。这个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藉口，他们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最后的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组成傀儡政府。占领中国东北所激起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在中华民国积极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涨。在双方的情绪都十分激昂的情况下，1932年爆发了流血事件，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个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对整座城市进行报复，他们轰炸上海并使好几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上海的大屠杀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时，日本的回答却是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井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教育敕语》是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它规定服从上级和无条件地效忠天皇高于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学校里，《教育敕语》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画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读。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