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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将军在联合参谋部召集会议，与会的人员有：陆军负责人卡尔•；沃诺、空军负责人拉里伟尔奇、海军负责人卡尔•；特罗斯特和海军陆战队负责人艾尔•；格雷。鲍威尔的主张是不能饶恕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经过讨论，联合参谋部一致通过了美军南方总部司令马克斯•；特鲁曼将军提出的“蓝色调羹”计划，决定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军政权，恢复巴拿马的民选政权。
1989年12月7日，星期日下午，鲍威尔来到白宫，在总统书房里向布什汇报了有关情况。同去的还有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国务卿吉姆•；贝克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鲍威尔回忆说：“我从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谈起，我们将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得手，在民选政府和新的国家警备部队组建起来之前占领巴拿马。由于这一计划不只是要‘干掉’诺列加，我要确信总统了解这一点及其所包含的所有意义。”
布什总统就像酒吧里的顾客在观看吵架一样端坐在那里，而他的顾问们在激烈争论。斯考克罗夫特说话带刺，他不想让总统对前景过于乐观，他说“将会有伤亡，要死人”。总统点头同意这一观点，让大家继续争论。
吉姆•；贝克认为有义务进行干预，美国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鲍威尔阐明了美国采取行动的理由——诺列加是毒品贩子，杀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威胁美国使用运河的权力，蔑视民主。
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鲍威尔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鲍威尔说：“这是可能的，因为美国人不知道他的去向。”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布什总统也询问可能的伤亡人数。至于人数，鲍威尔认为自己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他认为，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他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顾问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争论开始偏移所要讨论的决策。不过在听了每个人的意见后，布什按着椅子扶手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鲍威尔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
在指挥岗位上总是很孤独，而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在需要进行关键的高层决策的时候，这种决策事关生死、成败和胜负。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责任，很少有人愿意承担这种责任，而能胜任这一责任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进行决策是领导职责的一部分，在战争时期如果某个将军不具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不可能长期处于高级指挥岗位。将军们也是人，也要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心理压力的影响。他们的错误往往要付出生死和毁灭的代价，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对此漫不经心。
第一部分第1章 领导就是决策（4）
就像艾森豪威尔和其他需要做出生死攸关的决策的将军一样，鲍威尔也经历过那些焦虑而孤独的时刻：“在入侵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坐在小车的后座上，脑子里种种预感翻涌不止。我已经开始指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我的敦促下打起来的，会有人流血。我做的都对吗？我的建议合理吗？如果冷空气妨碍了空运怎么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支援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在战斗中会有多少平民被打死？这么做值得吗？我是带着自我怀疑的烦恼就寝的。”
鲍威尔将军认为“最差的领导是拿不出决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最差劲儿的领导只会为问题发愁，但不会解决问题。即使一个错误的决策也会在机构里引起一系列反应，慢慢地机构本身的运转就会把一个差劲的决策变成一个好的决策。但如果什么决策也没有，整个机构只好坐在那儿等待”。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赶到五角大楼，发现在能干的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领导下的联合参谋部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的参谋班子都对情况了如指掌。霍华德•；格雷夫斯陆军中将善于把我们的军事计划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融汇成一体。一切零星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是‘处于起跑的良好状态’。我立即恢复了信心，我的焦虑消失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平静下来。”
决策是一场孤独的冒险
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和沉重的决策压力，他们处在领导岗位上，不得不做出关键的决策。然而，时势处于永恒的流变中，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决策模式。事实上，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应对新形势必须采取的冒险性策略，总是摆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惊险。
在战争中，将军们每天都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和沉重的决策压力。他们处在领导岗位上，不得不做出关键的决策，但这些决策很少是基于后来的历史学家在对往事做出分析时所能掌握的信息。战时指挥官必须在有效时限内根据掌握的情况采取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指望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因此，任何一个决策都是应对新形势所必须采取的冒险性策略，总是摆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惊险。
在二战中，艾森豪威尔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何时何地开辟第二战场，有关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两年。当他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时，盟国已确定在法国登陆。盟军参谋部计划把进攻时间定在1944年5月。艾森豪威尔改变了进攻时间，他认为应该把进攻部队由3个师增加至5个师，调遣这么多的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增调登陆艇）意味着需要把进攻时间从5月推迟到6月。
进攻时间的变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春天气候较好，有利于进攻作战。把进攻时间推迟到6月，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天气。
因为诺曼底登陆需要月色、潮汐和日出时间等因素的最佳结合，因此，艾森豪威尔在5月8日将登陆进攻定在6月5日，并将6月6日和6月7日作为合适的替换日，具体哪一天则取决于天气情况。艾克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如果这三天天气都不好，那么结果难以想像。我们将失去进攻的突然性，航渡进攻部队不得不满载掉头，返回搭载地域，而此时这一区域已为后续梯队占据。调遣计划会乱成一团，部队士气将受到严重打击，盟军不得不再等上14天，甚至可能是28天。这一场面像是卡通童话，只不过演员有200万之众！进行重大会战所需要的良好天气会越来越少，而敌人的防御却会越来越强。”
在5月剩下的时间里，南部英格兰和英吉利海峡沐浴在美丽的夏日阳光里，很少有微风掠过海峡的表面。这是进攻的理想天气。在一位严厉的苏格兰人、英国皇家空军上校斯塔格的领导下，一批英国和美国的气象专家组成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气象委员会。5月29日，气象委员会对6月最初几天的天气情况做了一个长期预测，并对此持乐观态度。以气象委员会的预测为基础，D日战争机器被发动起来了。到6月3日，所有的进攻部队，大约有17万人，都上船了。一些航程最远的战船和封锁用船舶已经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遥远的港口出发了。艾森豪威尔发电报给马歇尔将军说：“我们的机会和条件都相当好……除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没有人能阻碍我们的计划。”
但就在那天晚上，“意想不到的变化”开始威胁着“霸王行动”的如期进行。
6月3日晚上9点半，斯塔格上校在最高司令部举行的会议上描绘了一幅阴沉的气象图。他解释说由于亚速尔群岛上空的高压带出现预料之外的紊乱，自五月以来的长期稳定的好天气将意外中断。他通知指挥官们英国诸岛屿和大西洋东北部的天气形势十分复杂。
斯塔格指出，对一年中的那段时间来说，那是近50年以来出现的最坏的天气。他分析说：“一连串的三个低压带正慢慢地从苏格兰穿过大西洋向纽芬兰岛移动。”据此，他预测未来一段时间里，英吉利海峡将会有强风出现，而且伴有覆盖率达100％、低度为500到1000英尺的云层，这种恶劣的天气将一直持续到6月7日。
晚上，风不仅没有如最初预测的那样变小，反而更大了，达到每小时40英里。这么大的风引起的巨浪，不仅会使士兵晕船，而且还将增大登陆行动的困难。对于第82空降师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按预定计划，该师将被空投到敌军的中间。乔治•；马歇尔将军发来电报问：“进攻继续进行还是要取消？”艾克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反应是我希望我知道。”
但决心仍要靠艾森豪威尔将军来下！他再次感到孤单无助，再次仔细权衡利弊。如果他现在取消进攻，那么先期展开的许多行动就要遭受重大损失，因为现在下达取消命令为时已晚，先期展开行动的部队已经无法撤回，肯定会被德军消灭掉。同时，本次战役的突然性也将丧失，而突然性是本次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考虑。艾森豪威尔走到外面观察天气，然后走进帐篷下达命令：“进攻照常进行。现在风很大，但我们明天会听到好消息。”
然而，漫长的黑夜似乎没有尽头，风也越来越大。在孤单无助的等待中，艾克拿出一枚硬币给自己算命，“除了喃喃祈祷之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指挥官们决定将他们的决议延迟到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星期天凌晨4点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