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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了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本文作者：龙应台）
第二章家，心的港湾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在演艺圈漂泊了几年之后，蓦然发现我最为钟情的地方是家，是家人的亲情、纯朴的家风和亲人团聚时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在拍戏小憩的时候，在异乡漫步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最多的是家，有时是家中餐桌上的那盘风味咸菜，有时是妈妈身上的那件破旧的毛衣。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些？
慢慢地我懂了，心会随家一起走。因为家滋润了我、培育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家的风气、家的精神都会在我的行为中延续，产生新的活力。家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作为公众人物，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贬损是常有的事，自己深感心力疲惫，孤独也是常有的。这时我一定会想起家。一想到家，我就会有力量。家一直作为一种力量支撑我、伴随我，我前行的步履才变得轻盈。
和黄和祥结婚前，我专程回老家接母亲赴香港参加婚礼，才得知母亲患了重病住在医院。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深深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她老人家惟一的女儿，我没有理由在她要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之时不在她的身边，但在香港举行的婚礼请柬已经发出，如被媒体探知延期，会对我产生什么后果，我不用想也知道。
母亲以更改婚期对我不吉利为由，坚持要我先期回港；三个哥要我以公众信誉为重，如期举行婚礼。他们都是我至爱的亲人，他们的理解让我觉得我立足于社会不是孤单的，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工作。我油然升腾出一种力量。
母亲有一件酱紫色套头毛衣，是我几年前为她买的，被虫子咬过，已经很旧了。母亲得了脑血栓之后，右臂抬上抬下有困难，穿套头衫很费劲儿。我想给她买件开衫，淘汰这件旧的，母亲不允。她请姨母帮忙，把毛衣中间剪开，找颜色接近的毛线织了一条边，把套头改成了开衫。
我看着母亲这样做，真是很感动，他们那代人都是伴着苦和汗生活的，现在儿女有条件让他们享福了，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命里，影响着我，我做任何事，别无选择地带着家的印迹。
有一次，在饭店吃完饭打包回家，有位记者写了《巩俐吃不了“兜”着走》一文。其实，我妈每次都这样。妈妈有一句说了很多遍的名言：“谁也没有贤格糟蹋粮食。”那次，我和妈妈一起在外边吃饭，要的鲫鱼汤上晚了，每人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我觉得汤不好拿，就说算了。妈妈说：“不行。”她让小姐把剩汤倒出去，把鲫鱼和豆腐装包带回家。第二天，我们喝到了她重新做的白白的鲫鱼豆腐汤。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经常到北京的“秀水街”地摊买衣服，一是因为我平时的衣着都很简单，那地摊上的衣服就能满足我的需要；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把自己包装得雍荣华贵而脱离最舒适、最人本化的生活，也就是说，身外的一切都是为人眼务的。这就是家给予我的最基本的生活认识。只要不是演戏和应酬，我平时几乎不戴任何首饰。我不喜欢珠光宝气，因为母亲就是这样。她70多岁的人，没扎过耳朵眼儿。这是很少见的。她甚至像对小孩那样给我讲奢华的弊端。我给她买过的一些首饰，她从来不戴，似乎她的乐趣只在收藏。
剖析成功者的家庭，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家庭土壤里长着勤奋、俭朴、上进、诚实的大树，每一棵大树都能给家人必需的成长绿荫。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人，不管辉煌与否，起码在做人上是会得到一致肯定的。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能有今天，非常感谢父母为我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家，这个家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力，而且会一直支持我走下去。
（本文作者：巩俐）
第三章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
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八十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八十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
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她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八十年前那场运动中的呐喊、呼号、血泪都已变成一种文字停留在典籍中，每当我们这些后人翻阅的时候，历史都是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八十年前的事已经距今太久了。
然而，当你有机会和经过五四或受过五四影响的老人接触后，你就知道，历史和传统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前几天我在北大听到一个新故事，清新而感人。
一批刚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土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这该是怎样美丽的一幅画面！离季老家不远，是北大的伯雅塔在未名湖中留下的投影，而在季老家门口的问候语中，是不是也有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学子心中留下的投影呢？只是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格投影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太少。
听多了这样的故事，便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托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啦，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
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六十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
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义。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地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著前行。
（本文作者：白岩松）
第三章我情愿一分钱不要
只要采取正确策略，并且勤奋努力地工作，你便一定能够获得自己渴望得到的一切。
哈默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戏剧性。他曾于1921年8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作为一个美国青年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