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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出版事业的控制，强化文化统治，于1937年3月29日成立了满洲图书会社，主要出版发行学校课本和宣扬建国精神、殖民统治的书籍，垄断了东北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并进口大量日本出版物，向东北人民灌输反动思想。为此1939年又成立了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来与之配合。主要进口大量的反动的日本书籍。1941年伪满政府成立了满洲出版协会，全面统治东北的出版事业，控制东北的文化市场。此时，东北出版发行的书刊主要以日文中文两种为主，且日文占绝对优势，占领了整个东北的图书市场。其内容则是宣扬日本大和精神，日本的风土人情，尊皇崇神、誓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美化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所谓的王道、皇道等殖民统治政策等。以此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以实现巩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
日本统治者为实行其反动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除采取控制新闻通讯、广播、报刊等领域进行美化和粉饰现实的反动的欺骗宣传之外，同时对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进行殖民文化统治。创办大量的文艺团体，力图运用文学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其殖民统治来涂脂抹粉。
日伪统治者于1934年成立了“奉天笔会”（满洲笔会）进行文学创作，其成员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极力美化和粉饰日本侵略者和鼓吹侵略战争的，成为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日本作家高本恭造创作的殖民文学作品《奉天城附近》；把关东军残酷侵略我国东北的丑史，描写成皇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小说《满洲少女》无耻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描写日本侵略者如何以所谓优秀的日本精神，使一个具有抗日思想的满洲少女转变思想。作品极力宣扬日本民族优秀，丑化中华民族。其他殖民文学作品如《建国列传》、《晨晓的满洲》、《嫩江祭》等都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作品。还创作了以吹捧日本人“开拓”东北业绩的；把武装移民称为“创造光辉的人们”，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移民开拓文学。如《太阳兵营》《圣锹部队》等。1933年6月30日在大连日伪又一御用文艺团体“满洲文话会”成立，在各地设有支部。该会出版了《满洲文活会通信》，并编撰《满洲文艺年鉴》。
到了伪满洲国的后期，日伪将文化事业完全归入战争轨道。在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反动的文艺纲领《艺文指导要纲》《满洲国史》分论上，第110～112页。，是日伪统治者强化文艺统治的重要措施。“要纲”规定文艺的性质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把文艺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要纲”还规定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等一律由日伪直接指导，使文艺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它只许歌颂圣战，美化战争，咒骂抗日斗争，使东北的革命进步文艺遭到严重摧残。“要纲”出台之后，日系作家则进一步占据了东北文坛，积极推行殖民文化。在弘报处的一手控制下，为适应“圣战”时期对文化统治“一体化”需要，又改组和新建了一批日伪御用文艺团体。1941年7月在长春建立满洲文艺家协会，是在弘报处的直接领导控制下的官办文艺团体。主要制作殖民主义文艺作品和汉奸文艺作品，歌颂法西斯统治，创作了描写关东军报道队的作品集《守护北方》。此外还有满洲诗人会、满日文化协会等团体。最具代表性的则是1941年9月在伪都新京成立的满洲艺文联盟，它由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摄影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满洲作曲家协会、满洲舞蹈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俳句家协会等文艺团体组成；遍及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艺文联盟设有事务局，伪弘报处则通过事务局对各协会进行统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圣战”动员，鼓吹“圣战”，先后于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连续三次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两次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次在南京召开。在会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极力鼓吹“决战文学”，为贯彻大会精神，日伪对满洲文艺家协会进行改组，新设了审查、联络、企画三个部，与侵略战争相配合。伪弘报处还在1943年4月召开满洲艺文各协会全国大会，积极动员所有会员投身于“圣战”、“决战”文艺创作。同年还由伪满政府召开了“决战文艺家大会”动员日伪作家为侵略战争写作。日本关东军则号召文艺家要为侵略战争创作出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作品。紧接着日伪文化机关为鼓动和引诱作家为“圣战”效力，设立了三项文学奖：艺文赏、大东亚文学赏、盛京赏。1944年9月《新满洲》、《新潮》、《麒麟》、《朋友》、《青年文化》、《兴亚》、《艺文志》、《民生》等八大杂志联合举办悬赏征文“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觉悟”。此时文艺已经完全被纳入到法西斯侵略战争之中。
与此同时，日伪统治者为彻底摧毁东北民族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审查和对抗日爱国文人的镇压迫害也日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签发了治安密件，指挥特务“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并设立了专门机构“文艺侦察部”。因此许多送审的作品和等待发行的书刊常以被定为禁品而被销毁。1943年伪首都警察厅指示特务审查了1943年出版的报刊，结果从《青年文化》、《兴亚》、《新潮》、《华文大阪每日》、《民生》等报刊上发现了9篇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刻分析”，其结果认为1943年及其后的文艺创作左翼色彩几乎隐蔽起来，相反的民族意识却还在高涨。这样一来，在审查作品的同时也把作者监视起来。
日伪对爱国抗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可追溯到1935年。由1935年罗烽被捕开始，经过1936年的《黑龙江民报》社事件和1937年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到1941年12月30日东北各城市的实行统一大逮捕，使许多抗日文人被捕入狱。日伪对爱国进步文人的镇压此时已经到达高峰。此次大逮捕之后仍时有迫害文化人士事件发生。1943年作家田琳被捕，1944年田贲、张汉、鲁瑛、王天穆等作家被捕，1945年李季风重又被捕。日本侵略者就是通过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来达到消灭东北的爱国抗日的文化活动，致使许多作家和文化人士不得不背井离乡。
电影是整个文艺中最形象、最直观、最生动的宣传教育工具。伪满初期，日伪摄制的电影主要是满铁电影班跟随关东军拍摄的纪录片。当时东北电影市场主要是以上海电影和进口译制片为主。日伪摄制的纪录片和日本电影放映量很小。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日伪机关策划占领电影阵地，垄断东北的电影事业，来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1937年8月21 日成立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并于同年10月7日公布了《映画法》，实现了满映对东北电影事业的垄断。垄断了电影的摄制、输入和配给。《映画法》规定影片进出口和映演都必须经伪国务总理大臣指定官署检查，指定官署初为治安部，后期改为弘报处。指定官署规定，有损于日伪政权的，有损于日本侵略军和皇室形象的，有损于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别是带有反满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色彩的影片一律禁演。1936年从日本进口影片为154部；禁演的178部影片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和危及伪政权的有36部，被剪裁的影片有2600多米；1937年被剪影片增至20000多米，到1939年从日本进口影片达到1630部。此后逐渐有所增加，到1942年德国法西斯影片也输入到伪满。《伪满洲国史》，第436～437页。
满映是由伪满政府与满铁合资建立的，各出资250万，占地5万坪（1坪≈33平方米），地点在伪都新京黄龙公园对面的洪熙街（今红旗街）。满映成立初期将电影分为“教育电影”、“文化电影”和“娱乐电影”三类。后来满映又把电影改为启民电影、时事电影和娱乐电影。所谓启民电影是作为满洲国的一种宣传手段，主要从事纪录片的摄制，向日本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向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制造王道乐土的假象，如《守护北方》、《北方的部队》、《雪的国境》等纪录片。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片，日语的有《满映通讯》、汉语的有《满映时报》来配合战争进行形象宣传。娱乐电影则是故事片，大都是炫耀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和镇压，制造“跃进满洲”的假象，腐蚀东北人民，也有用低级下流黄色内容的影片来毒害中国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