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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战和化学战。
第一节关东军第731部队罪恶
一日军准备细菌战罪恶活动的由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至1945年战败为止，历经30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罪恶之重，是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在此期间，它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的细菌战活动由小到大，不断升级，恶性发展；由以动物为实验材料到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由室内实验到野外实验，直至投入实战；由培养、繁殖、传播细菌到制造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由训练细菌战人员到研究、确定细菌战的作战方式；由建立细菌战基地到在各地大规模地扩充细菌战特种部队、完成战略部署、形成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进行细菌战的体系与指挥系统。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经历了初期准备、大规模实验和实战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16～1933年。这是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主要由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进行狂热鼓吹，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进行多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就在“细菌学”课程的教学中讲授如何“进行家畜细菌战”，并告诉学员将炭疽菌撒在干叶上，是使友军在不利的情况下撤出危险区的有效措施。安达诚太郎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86页。中华书局，1989。1918年，日军逮捕了一名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的俄国密探亚历山大，并“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日本军部决定进行细菌战研究。初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河本大作口供，《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页。后曾将任务交给东京科学研究局，要求它“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然而，限期内没有完成，致使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活动一度中断。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 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方针和国策。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它的细菌战活动又恢复了，并加快了发展速度。当时，这一活动首先是从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隆二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开始的。
石井四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25 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今芝山街）的一个有名的地主家庭。读完高中后，1915年作为陆军委托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1年为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为一等军医（相当于大尉）。不久在其岳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生物化学专家荒木寅太郎活动下， 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术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 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 1928～1930年，受军部派遣，石井赴欧洲进行考查，并到了苏联。在此期间，他了解到许多有关细菌战的情况，认为“正合我意”。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8页。从此，石井开始了细菌战研究的罪恶历史。回国后，石井一边担任传染病学的教师，一边利用教学实验室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并得到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也更得到日本政府、军部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他们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提出了进行细菌战活动的计划，并上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计划。1932年8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 晋升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并配备5名助手， 组建了“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并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日本进行的每一个重大行动，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并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石井四郎还将其称为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
二731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1933年８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研制多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军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
1祸移中国东北
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由于军部不断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军部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这个决定，用心是险恶的，其理由：一是在东北容易获取细菌战实验的材料；二是东北靠近苏联，气候等自然环境也相仿佛，可直接对其实施细菌战，符合“北进”的战略需要。因此，1933年8月， 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一个新的细菌战基地，即“石井部队”，其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
当时，石井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分为两个中队，一是从事防疫给水研究及其设备制造的“南栋中队”，队址在本部院内；二是从事细菌研究及其实验的“交通中队”，队址在背荫河。
石井部队本部驻地在日本陆军第七医院的南院，因此这里称之为“南栋”。“南栋中队”在医院的掩护下，秘密研究、生产石井四郎发明的“石井式”滤水器。“交通中队”的驻地背荫河，在五常县境内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上。“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很快占领了背荫河，并将该地选为细菌战实验基地。经伪满政权批准，强行将该地48户人家赶走，建立起特别军事区域。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页。它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因此称之为“中马城”。其四周筑有高墙、电网、炮楼、护城壕，并有重兵把守，警戒森严，与世隔绝，极端秘密，像一座关押要犯的监狱，所以，人们又叫它“东满大狱”。
在这里，石井部队曾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残害中国军民。据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一书中揭露：中马城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押运来的。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经常被提押出去，提押出去之后就很少能回到牢房了。当监号里的人减少后，又有新的犯人补充进来。其实，那些提押出去的人是被关进了地下室，并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的针管强行从他们的动脉血管里抽血。其中，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其注射一种剧毒药物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门人员秘密拖到炼人炉焚烧。焚烧后，骨灰也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这个焚炉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当时化名细谷）负责。
1933年，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日军中佐远藤三郎（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使用活人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被试验者一个一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多种病原菌移植于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22页。在其11月16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记载：“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测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对各两名‘共党匪’进行实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进行5 分种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使其致死， 最后注射毒液终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 并未使其致死，最后通电流数分钟，终将其烧死。”《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7页。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也写道：“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獭动物，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冻伤治疗方面，获得在摄氏37℃热水中浸泡是最好的结论，这是根据对活人进行生、杀、再生的宝贵试验而取得的结果。”《冈村宁次资料》，转引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1页。
1933年中秋节夜晚，被关押在中马城中的30多名囚犯暴动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幸存，投奔了抗日联军。因此，石井部队在背荫河“中马城”进行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