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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传》对于此事的记载与以上各传都不相同，云：“世祖崩，伯颜总百官以听。”“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阁，亲王有讳言，伯颜提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伯颜提剑而立殿陛，自然代表的是朝廷军事力量的权威，含有军事威胁之意。但他“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又是在解释忽必烈的遗嘱及其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诸王才同意立铁穆耳为帝。
元成宗铁穆耳权臣谋划，明智选择（2）
《史集》第2卷《铁穆耳合罕传》又记载：忽必烈去世时，铁穆耳的母亲、真金太子的长妻“在大异密们的赞同下，立即派遣伯颜（此处指赛典赤伯颜）去追铁穆耳合罕，通知他关于祖父的情况并让他返回，以便让他登临帝位。在铁穆耳合罕到达之前的一年中，阔阔真哈敦主持了一切重要国事。在他顺利到达以后，召集了大忽里勒台”，诸王贵族、朝中大臣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由阔阔真主持，会议进行了12天还没有结果。“在铁穆耳合罕与长他几岁的兄长甘麻剌之间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了争执。极为聪明能干的阔阔真哈敦对他们说道：‘薛禅合罕，即忽必烈合罕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他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因为铁穆耳合罕口才极好，是一个好的讲述者，所以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而甘麻剌则由于稍患口吃和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力与他争辩。全体一致宣称，铁穆耳合罕精通必里克，他较漂亮地讲述了必里克，他应取得皇冠和宝座”。于是铁穆耳“顺利地被扶上合罕之位”。这一记载说明，在库里台选举大汗之时，铁穆耳及其大哥晋王甘麻剌的确有一次较量，其母阔阔真明显地倾向于铁穆耳，不仅事前做了准备，而且在选汗大会上进行了一次有利于铁穆耳、不利于甘麻剌的临场测试，在这种情况下铁穆耳才占了绝对优势。这里没有记载伯颜的提剑而立，但太子妃与诸位大臣事前已经形成默契，并在会上操纵会场，形成多数，却是大同小异的。
有的学者说，成宗的继位是蒙古族“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相对于忽必烈曾经确认的皇太子制来说这是一种退步，即向蒙古旧传统的让步。我认为，铁穆耳与甘麻剌相比，虽然他是真金太子的幼子，但还不能将成宗之立简单地视为“幼子守灶”传统的胜利。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诸位汉法派大臣和太子妃阔阔真，他们选择铁穆耳继位主要不是考虑他是幼子，而是考虑他“仁孝恭俭”，包括甘麻剌也承认“母弟铁穆耳仁孝，宜嗣大位”。而《史集》记载的那次临场测验，实际上是测验二者的政治才能。从总体看，铁穆耳的政治才能优于甘麻剌，而从军事才能看，甘麻剌似乎略胜一筹。蒙古诸王之所以有不少人持有异议、“讳言”，大概主要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而从守成的角度考虑，当时元朝更需要一位倾向于实施儒家政治的国君，这应该是诸位汉法派大臣选择铁穆耳的主要原因。
而从确定皇位的形式看，忽必烈确定的皇太子制似乎并没有被诸王贵族认可，因此还必须在上都举行库里台由诸王贵族选择皇位继承人。但在这次选汗大会上，皇太子制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玉昔帖木儿用以说服甘麻剌的就是“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就说明先帝已经有了立铁穆耳为帝的明确意向，因此甘麻剌才同意让步。卢沟运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而伯颜、不忽木等人是否接受过忽必烈的遗嘱以及遗嘱的具体内容，《元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它可能是诸位大臣与太子妃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在选汗大会上影响最后决议形成的却是伯颜的“提剑立殿陛”或阔阔真的临场试题，它说明在此次皇位转移中权臣与主持朝政的皇妃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元朝，皇太子制一直没有真正确立，每次皇权转移都要走一下库里台选汗的形式，实际上权臣尤其是军队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导致了元朝后期的多次宫廷政变和军事冲突，成为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以及元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成宗铁穆耳酬谢功臣，安抚异己
新大汗继位之后，对诸王贵族进行大规模赏赐，这是蒙古汗国的一个传统。成吉思汗时就有统一分配战利品的规定，窝阔台分封诸王贵族时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诸王贵族的份地要由朝廷派遣达鲁花赤进行管理，不允许他们直接征收赋税，要由朝廷官吏统一征收，“年终颁之”。这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除年终颁赐之外，新的大汗继位、诸王朝见照例都有赏赐，窝阔台、贵由、蒙哥继位时的赏赐都很丰厚，赏赐的仪式也很隆重；忽必烈继位时开始无物可赏，后来还专门责令王文统、阿合马筹集钱物，在与阿里不哥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包括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叛王们也在受赏之列。此次铁穆耳继位也不是一帆风顺，通过赏赐酬报功臣和支持者，安抚反对派自然也是缓和内部矛盾、争取天下安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元成宗君臣倾府库之所有进行了一次超标准的赏赐。
就在元成宗即位的第一个月，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诸王驸马赐予，宜依往年大会之例，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即赏赐金银分别为原来的5倍与3倍。根据这一原则，第一批赏赐了3位驸马：蛮子带银76500两，阔里吉思15450两，高丽王王昛30000两，共计121950两。五月，第二批赏赐了国王和童金250两，功臣月儿鲁150两，伯颜、月赤察儿各50两，银、钞、锦各有差，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赐也速带而、汪惟正两军将士粮5万石。内外官府增置，在京食禄者万人，诏议增官吏禄。赐畏兀儿亦都护金550两、银7500两，合迷里的斤金50两、银450两。
当年六月，中书省臣上言：“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接到这份上书之后，元成宗不仅没有控制赏赐的数量，反而立即制定了西平王奥鲁赤、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及也先帖木儿等人的赏赐标准，各赏黄金500两、银5000两、钞2000锭、币帛各200匹；诸王帖木儿不花等，金各400两、银4000两、钞1600锭，币帛各160匹，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规定。
八月，因国库空虚，元成宗下令动用钞本：“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元初发行纸币以银为本，开始阶段不允许发行无本之钞，对于国库和各地平准库的钞本分文不动，因此当时物价稳定，纸币发行相当成功。后来从阿合马起开始多造纸币，即发行无本之钞，引起了货币贬值。元成宗因滥赏导致国库空虚，为弥补国库空虚而大规模动用钞本，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货币一再贬值，最后导致经济崩溃。
这年十一月，中书省臣再次提醒元成宗要严格控制赏赐数量，其中说：“国赋有常数，先帝尝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乞俟其还部，臣等酌量定拟以闻”。元代水磨示意图（选自《图说北京史》）成宗“从之”。这就是元成宗第一年大量赏赐诸王贵族导致的结果。
尽管中书省臣不断上书，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具体数字提醒元成宗，但在其掌权的13年中，对诸王贵族的赏赐并没有得到控制。比如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见于本纪记载的大规模赏赐各有3次，而大德三年增加到4次，大德五年则多达6次，大德四年3次，五年6次，六年3次，七年4次，八年2次，九年7次，可以说只要诸王、驸马、宗亲到大都、上都或到其行在朝见，照例都有赏赐，总之是不让这些贵族空手而归；除赏赐诸王、驸马外，赏赐较多的还有各地将领、驻军，有时也赏赐有功的大臣，甚至对皇后的隆福宫也有赏赐。“国赋有常数”，元成宗的赏赐一下子增加到3至5倍，自然会造成国库空虚。
针对以上问题，中书省臣几乎年年谏诤，元成宗虽然每次都虚心接受，但一直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如元贞二年正月，中书省臣上言：“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今继请者尚多，臣等乞甄别贫匮及赴边者赐之，其余宜悉止。”元成宗还是“从之”，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又过了两年，大德二年二月，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虽然“帝嘉纳焉”，实际上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支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又是一个“帝嘉纳之”。但直到元成宗去世，各种赐予还是史不绝书。元成宗这种挥金如土式的赏赐，刺激了诸王贵族贪得无厌的本性，也导致了国家“向之所储，散之殆尽”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