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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势变了，刀把子也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了。于是，别有用心的人，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这还不够，还要把游击战术运用进来，异地关押，异地办案，让对方鞭长莫及，两眼一抹黑。
第十九章
19、利益均沾
侯磊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读理论书籍，也读政治小说。读报花的时间也不少，重要的用红笔画上，然后由秘书剪下来。他总要把本职工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还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报纸杂志就向他要文章。《检察日报》为他开了一个专栏，每周星期三发一篇，最后结集出版，曰《周三杂记》。他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收集了很多，举办过展览。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坐上那部性能良好的轿车，风驰电掣地去办。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作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对待2000万元巨款，李真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他不应该急于从吴庆五那里索取回报，论彼此的人品和友谊，这件事都应该从长计议。不过当时也太让人眼红了，李真怎么能搂得住？当时李真、吴庆五和乙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最困难的时期三个人差点闹崩了。那就是1993年夏天，三个人一直对2000万元的处理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之前吴庆五已经向乙借过两次款。一笔是给他的朋友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高某借的，一笔是自己借的，各1000万元。吴庆五想让乙用调汇的那2000万元利润给他冲抵了。可是乙有想法，不同意。其实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他也想分点。如果这钱都给了吴庆五，也就是等于给了吴庆五和李真两个人，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李真也有些犹豫，吴庆五就向他解释说：“这利润是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才产生的，跟乙没有关系。况且他通过调汇已经得了很大的实惠。所以这钱应该转到我的名下，只给李国庭一定的回报就是了。至于咱们俩，那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李真同意吴庆五的观点，2000万元应该以合法的形式转到吴庆五身上。但是乙不同意，一切都办不成。点了戏没人去唱。李国庭倒是可以唱，但吴庆五认为烟厂转款不安全。只有乙是合适人选。乙没有利益，又担风险，坚决不干。方话不入圆耳朵，反贴门神不对脸，三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正是在这个时候乙出事了，吴庆五、李真合力把他救出来，乙才彻底改变了观点，世上哪儿有烧不热的锅？关键时刻还得靠哥儿们。通过这次出事他也看出来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该干就得干。况且自己得的实惠已经不少了，你吃稠的总得让朋友们也喝点稀的吧，没有朋友你能干成这么大事吗？再僵下去，李、吴二人跟你掰了，你就完了。
河北证券公司以短期融资的形式贷给张家口烟厂5000万元，可是这款直接汇到东租冀办公司，除了李国庭，烟厂根本没有人知道这笔贷款。不久上边就下达了文件，要求紧缩银根，整顿金融秩序，短期融资必须尽快收回。行长立刻催李真帮忙收回这笔贷款。乙不着急，吴更不着急。最后李真还是动员李国庭把款还上了。李国庭说：“小李，我们做事太仗义了，为了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傻事了。”
其实烟厂也没有钱，由省行协调，让张家口工商行贷给烟厂5000万元，然后直接打到河北证券公司的账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烟厂的其他领导和财务人员对这一操作莫名其妙，打电话问李国庭，李国庭说在河北宾馆见省领导批的，偿还59号贷款了。张家口烟厂在东租冀办账上确实欠着一个5000多万元的59号贷款，这是长期替烟厂购买进口设备积攒下来的老账。总之通过调汇、贷款、还款这么里外一倒腾，乙领导的东租冀办骗取了张家口烟厂5600万元，不仅有明着的李真和吴庆五都知道的2000万元的利润，还有他们并不知道，只有乙一个人知道的购买国外公司的250 万美元和注册秦皇岛中兴电子公司的250 万美元。
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面对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元和人民币，三人热情高涨，前赴后继，最后变成了“前腐后继”。
乙是稳扎稳打，吴是急于求成，李是摇旗呐喊。
先由李真跟乙谈妥，高某的1000万元借款，东租冀办不要了，直接汇到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然后李真对吴庆五说：“高某借的1000万元不要给乙了，让他给我们，顶我们2000万中的1000万。”
吴庆五就通知高某，说有个投资计划，东租冀办把钱借给我了，你赶快把钱打过来。不久，高某就把1000万元和180 万元利息汇入吴庆五指定的账户上。
吴庆五要求乙也把自己借的那1000万元用同样的办法顶了。乙同意。过了几天乙对吴说：“我把账平了，你借的那1000万元就算清了。你签的那份贷款合同在我家里，抽空找出来给你。”然后乙就到国外办公司去了。
至此，吴庆五和李真已有了2000万元，飞机打哆嗦———抖上天去了。当然这笔款暂时只能记在吴庆五的账上。他们也想到了，凭空得了这么多钱，将来会不会有麻烦？但是刮别人的油，长自己的膘，已经形成习惯，改不了啦。
李真还与乙、吴庆五利用河北企业投资公司在国外办的尼瓦利斯公司共同谋取了300 万美元的国有股份，并且于1995年实分红利每人10万美元。李真的10万美元由吴庆五打到新加坡柳絮的账户上，1997年李、柳二人分手后，李真抢走了装有存折的手提箱，然后转移到香港的保险箱里。
名义上那2000万元是吴庆五的，但二人有言在先，互相支援。前一段都是李真支援吴庆五，现在该吴庆五支援李真了。
1994年初，李真把吴庆五叫到家里，说柳絮要到新加坡学习，实际是办移民，需要5 万美元。吴庆五就马上回香港，把5 万美元换来了，交给了他和柳絮。李真说：“谢谢你！你真够朋友。”
1993年吴庆五在北京花市买了两套住房，他和李真每人一套，但是到了1996年房子还不交工。李真说我不要房子了，给我10万美元吧！吴庆五又赶紧到香港换回10万美元，送到他家里，说：“花市房子钱给你带来了。”李真说：“这就行了，我也不再向你要钱了。”
第二十章
20、审官与罪犯还在讲学问
吴庆五在北京西什库买了10套房子，据他交待这是他花钱为自己和李真共同买的，但实际落实到李真名下的是一套房子。1996年初，李真住在河北办事处，让吴庆五领着去看房子，说要一门403 那套，吴庆五就把钥匙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李真又拉他去看房子，正在装修。李真说：“庆五，我得买套家具。10万。”吴庆五说：“行。”一个月后，还是在那套房子里，吴庆五给了李真10万元人民币。
1998年李国庭出事了，专案组在查烟厂5000万元贷款的事。李真、吴庆五脚上长草———慌（荒）了手脚。他们赶快问乙，有事没有？乙说5000万元贷款都用在给烟厂购买进口设备上了，不会出问题。二人虽然谁也没有看到他怎么购买设备的，但还是放心了。乙很有办法。又问调汇问题。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