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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 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 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哎，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在《忏悔》中写道：由于进京活动的一些经费难以解决，向乙提出给予帮助，“他听后非常积极地提供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于是他们“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后来乙出事，他参与了营救，“乙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这样，乙就成了他“通过建立‘合理’机制，获取经济保障的”一个重要砝码。
吴庆五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砝码。乙在国有企业掌握经济大权，适合于搞大的运作，例如500 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问题。但在这个大的运作中，没有吴庆五也不行，他搞的是民营公司，可以通过“合理贸易的形式”化公为私。所以“一政、一商、一国企”的联合是再好不过的了，跟“一家两制”并行不悖。
吴庆五还有别的用处。正因为他是民营公司，所以自己通过职权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立刻就能得到回报。
第二十三章
23、李真说他最恨腐败
1998年5 月，吴庆五突然来到李真办公室，很激动地说：“某市二建公司经理王某是我的朋友，该公司是一个优秀单位，却在石家庄国税局大楼工程中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一定要给省四建干，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默契，主要是主管基建的副局长在里面作怪。现在你当局长了，应当主持公道。”
李真一听就火了。这发火的原因，一是自己的朋友（吴庆五的朋友就是他朋友）遇到了麻烦，自然要非常仗义地发火；二是给朋友造成麻烦的原因竟然是不搞招投标，这就更可以假公济私理直气壮地发火。帮亲不帮理，现在帮到理上了。他立刻给石家庄国税局局长打电话：“你们办公大楼工程为什么不让某市二建参加公开招标？前段省局下达的文件看到没有？”
局长说：“我们已经和省四建议标定了，都签了合同了，没办法再改了。”李真更生气了：“那怎么没办法改？为什么不按省局精神办？议标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议标？我决定重新进行招标，走正常基建手续。这个工程就得让某市二建干。你回头和书记说，这是我的意见。”
牛不吃水强按头。既然让招标，却又指定让某市二建干，这不是横竖不讲道理吗？
打完电话，冷静一下，又觉得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和下面局长的关系处不好了，对自己也不利。就又拨通了局长的电话解释说：“刚才是吴庆五找了我，他和二建的关系不错。”
接着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对副局长就不客气了，一顿批评，说不要搞什么名堂，要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刚放下电话，局长就找他，说了李真意见，副局长说李真刚找过他，批评了一顿。局长说：“我们也顶不住，只能照李真讲的办了。”
过后李真又给副局长家里打电话催了一回。副局长只得忙着向建委打议标改招标的报告。还得装模作样地向建委写邀请招标申请。被邀请的单位有：河北四建、中建一局六公司、某市二建、河北冶金建筑公司、石家庄建工集团。明知道除了二建，别的单位都是陪榜的，也得这么做。为了让某市二建中标，副局长把二建石家庄分公司王经理叫到自己的小汽车里，偷着说了招标的想法和办法，看了他们的材料，以便能让他们中标。但还不放心，让他们在标书上做个记号，后来因为事先看了标书的内容，记住了，就没让做记号。经过一番折腾，明保王莽，暗保刘秀，终于让某市二建中了标。
中了标了，签了合同了，按照惯例，下一步就该给中介费了。对于这个程序，李真早就非常熟悉了。这是“政、商、企”配合捞钱的最佳模式。李真是“政”，有权力，但不好直接出面要钱。吴庆五是“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可以要钱，然后再把钱的一半给他。某市二建是“企”，国企，有实力，能出钱，是钱的雄厚发源地。过去跟丙那个“商”配合，李真得了不少的钱，且配合默契，现在跟吴庆五配合，还有点生疏。
吴庆五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李真说：“没关系。”
这时他肯定很希望听到中介费的问题了，而且不能少于6 个百分点。但是吴庆五却没有下文了。
他就忍不住提示说：“庆五，你就白给他们帮忙啊？现在都收中介费的，你已经下海做生意，该要的钱就要。我在北戴河建了一个宾馆，总投资6000万元，我向施工队要了6 个点。”
吴庆五兴奋地说：“那就是360 万啊！”
李真说：“对。但是这个钱我现在还不敢拿。但是你可以拿。”
他得有所保留，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正因为李真不能明着拿，才需要吴庆五这个中间人。联想起在某市二建参加投标过程中，李真曾向吴庆五流露过：“我和柳絮离婚后关系很